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一章
论假定存在不切实际之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之内的技术项目，以尽量使自身的禀赋结构能够满足需要。
为什么强调技术选择适宜性的理论模型或者思想学说，仍然无法解决技术扩散分析中关于政府干预作用的疑难呢？换个角度讲，政策干预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但与此同时受到政策支持的行业往往技术进步较快，由此而产生的投资回报和社会成本之间究竟孰高孰低呢？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理论分歧，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对于政府干预和发展中国家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因此难以明确认识政府干预的实际作用机制，此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引入发展战略分析的主要动因。
（五）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对于强调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个必须要提及的领域是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因为即使能够在理论上描述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经济，又如何判断其增长的效率的高低呢？一国的快速增长可能完全是通过单纯的要素积累所带来的，在转移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的过程中增长会逐步放缓，并趋于停滞。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所驱动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实证分析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此点呢？
从研究的实际进展上看，达到上述研究目的具有一定难度，因为传统的增长核算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众多的缺陷9，基本上落后于增长理论的发展。这里，我们将近年TFP分析结果中的一些令人迷惑之处概括为三方面：一个在近期引起轰动的例子是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东亚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到底是源于技术进步，还是源于资本积累。因为实证分析发现，东亚四小龙的TFP并不高，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如缅甸）还要低。 Chow（1993），Kim和Lau（1994,1996），Young（1992）认为东亚经济的成长仅仅源于要素数量的积累，迟早会因为回报递减而陷入停滞。Hiseh(1999)，Felipe和McCombie(1998)等学者则反对此类看法，他们强调TFP方法所测量的中性技术进步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如何考虑有偏的技术进
9 在严格意义上的新古典假设成立（投入要素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者行为达到均衡），生产函数中TFP增长率不为0的必要条件为：只有当存在不可观测生产要素的变化时才会出现TFP增长。从这个基本定义出发，在如何测度TFP方面存在大量的争论，其中包括投入要素的可能类型、生产函数（或生产集合）的设定、变量的测量、计量的方法等等。不过，要想在绝对意义上精确测度TFP的大小，我们觉得不太现实，至少对于经济结构迅速变动，而数据统计工作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TFP分析，一个主要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其绝对数量，而是要探求其相对变化的程度（比如不同时期之间、或者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从相对变化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衡量传统TFP计算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能够使我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准则来判断，生产率分析文献中五花八门的修正方法，到底哪些才是相对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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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才是研究东亚问题的关键。
同样的疑难也出现在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核算分析之中，即美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经验直觉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未放缓，尤其是信息技术。这就是说，八十和九十年代正值美国信息产业革命期间，为什么TFP的增长率反而放缓了呢？最后，在关于跨国制造业TFP增长收敛的分析中，发现TFP存在较快上升时，收入却不一定上升。以上三方面的悖论反应出，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中存在严重的缺陷，现有的研究方法必须从对技术进步的基本认识的角度进行改进。
美国TFP增长放缓的现象引起了宏观经济学的高度重视。目前较为公认的一个观点是强调，TFP方法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相左，是因为其在对生产要素的测量上使用了货币加总的办法，忽略了要素的异质性及其在质量方面的变化，从而无法衡量技术外溢的影响（Solow，1960；Greenwood，1997）。这样，就低估了实际的技术进步。比如，发达国家某一个设备制造部门的产品有所改进，那么利用此产品的该国的其他生产部门，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部门均会从中受益。不过，类似于这样的技术进步是难以从传统的TFP方法中表现出来的。按照这种看法，生产率的提高等于中性的技术进步再加上隐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应当可以分解为“投入要素数量的增长率＋投入要素质量的增长率＋中性技术进步率(不可测度之要素的贡献率)”。显然，包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就越大。如何测量要素的质量是比较困难的，文献中更多的是测量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而忽视了资本的质量。
如何正确评价正处于产业结构迅速升级的发展中经济呢？这里有两点很重要，那就是技术进步的有偏性（Berman，2000）和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增长越来越不重要了）。如前文所论，进口先进的设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即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发展战略将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在具体的数据测算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性质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包括对于东亚的工业化与技术进步关系的解释。此点在下文
10 既有文献中关于测量资本质量的方法大致上有如下几种：Nelson(1964)在这方面算得上是一个先驱，他的一个基本假定是资本品的质量与资本品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一个更为简化的做法是资本质量的提高成均匀趋势，则总资本的质量就与投资率的大小正相关，因为新的投资代表着更高质量的资本品。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简便地计算出资本品的平均年龄，但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即隐含在设备中的技术进步是由投资的多少来决定的。Wolff(1996)将这种方法用于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由于Nelson方法中所存在的缺陷，Gordon（1990）专门计算了美国经济中资本品的技术含量调整问题，并得出所谓资本质量调整系数。Hulten（1992）和Greenwood(1997)利用该结果重新对美国经济增长中的TFP变动。Kuroda和Nomura(1999)的方法是基于各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的数据，对日本制造业的TFP进行了估计。其中，第二种方法较为精确，但对数据样本的要求过高，没有办法在中国经济分析中使用。
11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核算分析中，如何估计技术进步的有偏性在计量上并不难实现，其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也不高，但投入要素质量的测算方法方面就需要更为仔细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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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一步讨论。
综上所述，内生增长理论在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为此，我们将简要地表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逐一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并试图指出内生增长理论所可能得到完善的途径。
三、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所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重新表述了产业/技术选择和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决定产业/技术选择的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制度安排的决定作用。在基本的理论观点之上，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成功与失败进行了重新解释，并试图弥补内生增长理论的各种缺陷。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该理论分成如下层次阐述：
假定I：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外生变量，发展战略和禀赋结构，其他变量，如技术水平、积累率、增长速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经济开放程度等均内生于这两个变量。
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中，所谓发展战略是指对一系列政府目标所进行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其在较为一般的意义上反应了政府对特定经济结构的干预意愿。在下文中，按照其是否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我们又将之进一步区分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 Strategy，CAF）和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y，CAD）。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既包括政府人为提升经济系统中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情况，我们称之为赶超战略（Catch-Up Strategy）13，也包括政府在某些利益集团的驱动下对落后产业提供保护的情况。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在同一时期内政府同时采取两种策略的可能。注意，在比较拉美和东亚经济发展过程的文献中，两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是所谓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但是这两种战略都立足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以进行赶超，均
12 当然,就政治领导人来说,发展战略也是内生变量,但就我们所要分析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说,发展战略可以视为外生变量,要素禀赋就任意时点的决策来说是外生给定的。
13 在发展中国家，选择一种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强国、自立目标的发展途径是多数政治领导人的愿望。在新中国建立伊始，其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是一种赶超战略。这种战略选择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然，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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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国内的产业发展不应当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而一味追求发展脱离本国资源禀赋结构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区别仅在于一类是在半封闭状态下，另一类是在开放贸易的状态下。至于要素禀赋结构，则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包括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
假定II: 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投入结构,即一项技术的实施，需要通过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加以实现，而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缺陷是将生产的技术结构当作外生的或中性的因素，但一旦考虑到技术结构与特定的投入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技术进步与禀赋结构提升的动态过程就变得宜于理解了。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禀赋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而在资本变得相对丰裕的禀赋条件下，资本就相应地成为相对便宜的要素。如果一个经济中的要素价格结构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并且最终产品的价格是由竞争性的国际市场所决定的。那么，对于追求成本极小化的厂商在依据这样的价格信号从事经营和生产的过程中，会对通过市场价格传递的关于产品和要素的供求状况及相对稀缺性作出反应，并相应于一定的市场需求和要素禀赋状况进行产品结构和技术选择，即在其产品和技术的选择中尽可能多使用便宜的生产要素。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产品和技术选择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与特定的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产业/技术结构。经济发展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果技术结构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归根结底有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另外，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文献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资累（Mankiw, Romer and Weil 1992；Klenow and Rodriguez 1997；Barro 1997），无疑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其立意并无不妥。但是，必须注意到对于那些依赖大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技术项目，其资金投入规模也将是十分巨大的。因此，一旦背离本国的禀赋结构，人力资本就有可能陷入过度积累的境地。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滞留在发达国家，而未回到本国服务，究其原因则应当是本国的条件无法为之提供有效的工作环境。即使回国也多效力于政府扶持的部门（特别是军工部门），而对民营经济的发展贡献不大。
推论I（技术结构）：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
14 一种更为准确的表述是“产业区段/技术结构”，因为产业结构是按照产品的功能分类，而在同一个产业内部可能包含多种技术结构。不同的产业区段所需要的要素投入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适宜的技术选择就在于选择适宜的产业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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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同的产业/技术结构必然与相应的投入结构相一致，而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则主要受制于本国的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是一个经济系统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对于一个成本极小化的厂商，遵循比较优势，特别是按照本国的禀赋结构来选择相应的产业/技术结构，会使该国的产业最具市场竞争力15。
推论II（资本积累）：当一个经济系统的发展遵循比较优势的时候，厂商的生产处于利润极大化的状态，可供积累的经济剩余也就最多。同时，由于要素价格正确地反映了要素的稀缺性，在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下，资金的相对价格高，极大地调动了居民的储蓄意愿，从而使积累率和人均积累水平均能满足持续经济增长的需要。
就一国内部的禀赋结构而言，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所以，唯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要素是资本。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主要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其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
要增加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相对丰富程度，同样离不开比较优势的作用16。因为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和居民的储蓄倾向。经济剩余的规模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而在同样的经济剩余水平下，储蓄倾向越高，社会
15 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理性的农民之所以不进行资本积累，是因为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会迅速递减，因此如何引致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舒尔茨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只看到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产业/技术选择和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决定产业/技术选择的发展战略选择对经济制度安排的决定作用。
16 对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何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投资回报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对于更多陷入极度贫困的国家而言，如何将积累率提高到10％以上便成了大问题。在50、60年代，经济学家们相信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于是积累率的高低就成为了经济起飞的关键。而在九十年代，则把精力主要转向了技术外溢的机制。这主要是因为实际观测到的人均收入差异太过巨大，而在新古典模型中，不可能是由于积累率差异所造成的。何况，许多国家尽管通过政策手段将积累率强制性提高，却也没有真正达到赶超的目的。对于极度贫困的国家而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如舒尔茨所主张必须有新技术的引进，打破资金积累回报率低的均衡状况，然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但是，选择的技术必须和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致。我们认为产业和技术选择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高积累率只有在技术和产业选择正确时才能持续。不过，虽然高积累不见得一定能带来高增长，但高增长的经济中通常均伴随着较高的积累率。也正因此，积累率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被引入到收敛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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