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分别刊登柳苏《金色的金庸》,章巽《台港“金学”一瞥》,裘小龙，张文江，陆灏《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等文章。而这一年,引起广泛争论的是文学史家章培恒发表在《书林》第11期的《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李自成》第二卷曾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了当时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而章培恒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这是一次直率的发言,它第一次跨越了金庸小说自身的范围,而大胆介入大陆当代主流文学的领域。
金庸小说产生无数的话题，金庸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根本原因在于金庸小说有与众不同的魅力。金庸的小说，无论是立意的宏大深远，还是人物的多姿多彩，无论是结构的创新求变，还是语言的委婉动
人，都可以和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相媲美。
在金庸小说研究方面，文字量最大的是陈墨。陈墨已经出版了 12 本关于金庸及其小说的著作，包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金学研究系列”7 种：《金庸小说赏析》（1990），《金庸小说之谜》（1992），《金庸小说人论》（1994），《金庸小说艺术论》（1994），《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1995），《金庸小说之武学》（1996），《金庸小说情爱论》（1996）；上海三联书店的《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1999），《浪漫之旅——金庸小说神游》（2000），《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2001），《英华之咀——金庸四部
佳作回评》（2002）；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武林文宗· 金庸》（1998）。其中，《金庸小说之武学》、《金庸小说情爱论》在 1993年曾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分别为《金庸武学
的奥秘》和《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在陈墨之前，还没有评论家这样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金庸，陈墨又是性情中人，他的文章读来有天马行空、汪洋姿肆的快感。遗憾的是：作者行文不够简练，由于过多引用相同资料而带来阅读上的雷同感。陈骏涛认为，陈墨的研究有四个特点：材料丰富，自成体系，分析透辟，气势夺人，并批评陈墨文字“水分较多”。（《大陆“金学”第一家——— 陈墨和他的金庸及新武侠研究》，《通俗文学评论》1993
年第 2期）应该说，陈骏涛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对金庸小说的研究，多是从综合考察开始，再分析单部作品，并兼及小说人物研究。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多综论金庸，如张颖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正邪一统观》（《蒲峪学刊》1988 年第 3期），唐解放等的《金庸启示录》（《鸭绿江》1988年第 6 期），张越的《金庸武侠小说中人物塑造的特点》（《上饶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黄振源的《铁血丹心，侠骨柔情———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地位》（《小说评论》1989年第 6期），竺亚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金庸武侠小说及金庸谜一解》（《华文文学》1990年第 1期），虽向中的《“金庸”意境》（《书林》19
90 年第 3期），宋文縯的《评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人文杂志》1991年第 1期），吴秀明等的《金庸：对武侠本体的追求与构建》（《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 2期），等等。上述论文对金庸研究有草创之功，但由于观念限制和资料缺乏，对金庸小说的分析只能是
浮光掠影。
至 90年代中期，金庸从 80年代的匿名流行开始获得经典命名，对金庸小说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严伟英的长文《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认为，金庸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59年以前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人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处世；从 1959年的《雪山飞狐》开始，作品的批判性加强，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丑恶人性的憎恨，并彻底反省早期不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 年至 1972年，《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分别采用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对人生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批判，同时反映作者从过于入世的人生观摆脱出来，寻求朴素与自由的人生 （《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一文，立足于时代转型和文学史的双重角度来考察金庸对武侠小说现代性所作的贡献，认为这种现代性是金庸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文类的陈旧落后思想的一次革命性改造（《杭州大学学报》1997 年第 4期）。吴秀明、陈洁的《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一文则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面临严峻
的挑战（《文学评论》2003 年第 6 期）。李癭《金庸小说论纲》（《鸭绿江》1995年第 1 期 ），孟庆林《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青年思想家》1995 年第 2期），李幸《金庸给了我们什么》（《鸭绿江》1995 年第 4期），鞠继元《论金庸小说与新神话创作》（《通俗文学评论》1997 年第 1 期），周泉《后风格错觉与语言致幻剂——— 金庸武侠小说的三重解读》（《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 2期），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 4 期），徐岱《论金庸小说中的信仰之维》（《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 1期、第 2期），姚晓雷《金庸：都市民间舞台上的欲望舞蹈》（《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 5期），章隆江《论金庸小说的生命意蕴》（《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 1 期），朱寿桐《在与精英文学的比照中——— 再论金庸文学的通俗品性》（《论文集》）等文章，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金庸小说，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在90年代逐渐成为金庸研究的重镇。陈平原在1990年就开设了武侠小说研究的相关课程,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准备和写作时间是1989年夏秋到1990年底。严家炎在1995年春为本科生开讲“金庸小说研究”,标志着金庸小说走向大学讲台的开端。严家炎根据自己讲稿整理而成的《金庸小说论稿》,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首先从文化生态平衡的高度研讨武侠文化的作用,试图澄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武侠小说的误解与偏见。全书综合而系统地考察金庸小说“义”，“武”，“情”的三维组合与作品的现代精神,情节艺术,
生活化倾向,影剧式技巧,以及金庸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联系,并从文学雅俗对峙的角度衡定了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字里行间折射出一位文学史家的历史责任感。然而学院教授的热情推许,仍旧是持精英立场者对于大众文化孤岛进行的外在命名,并未完全打破雅俗文学的二元对峙。第一篇关于金庸小说的博士论文也出自北大,这就是宋伟杰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1997)。对金庸研究的
用心,恰印证了北京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传统。
关于金庸的单部作品的论文还不多。有 2篇是讨论《书剑恩仇录》的，即张放的《〈书剑恩仇录〉的语言表现艺术》（《蒲峪学刊》1988年第 3 期） 和冯其庸的《论〈书剑恩仇录.〉》（《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5期）。有 2篇是讨论《笑傲江湖》的，即计璧瑞的《试论类型——以〈笑傲江湖〉为例》（《论文集》）和董乃斌的《从游戏到消解——— 关于金庸〈笑傲江湖〉的议论》。（《论文集》）有 2 篇是关于《连城诀》的，即张健的《〈连城诀〉的主题、人物与情节》。（《论文集》）李爱华的《〈连城诀〉：贪婪人性异化的寓言》。（《语文学刊》2004年8月）还有 3 篇是分析《鹿鼎记》的，即席剑海的《〈鹿鼎记〉解读》（《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 4 期）、陈建新的《〈鹿鼎记.〉：成年人童话的消解——— 兼论金庸的现实主义倾向》（《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 4期）和骆寒超、骆蔓的《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 5 期）。《鹿鼎记》这部“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