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金庸小说在民间流传的时候，文化界的主体态度是冷漠和沉默。至90 年代，关于金庸小说的大规模论争有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 1994年，导火线是王一川将金庸选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和金庸被北京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时间持续至 1996年。论争中态度最生硬的是鄢烈山在 1994年 12月2 日《南方周末》发表的《拒绝金庸》，表示自己从不看金庸小说，因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相关的讨伐文章还有骆爽的《金庸武侠神话的终结》（《为您服务报》1995 年 9月21 日） , 和王彬彬的《“红学”、“金学”》(《 中华读书报》1996年 1月 3日)。上述短文立论粗暴，情绪激烈，令人费解。相反一些平心静气的讨论，却能启发人思考，包括陈辽的《且谈“文学大师”》(《文艺报》1994年 10月 22 日), 和李庆西的《作家的排座次》（《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 12月 10日）。林焕平在《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问题》一文中反驳如下观点：1，金庸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说；2， 金庸小说是“静悄悄地进行着的一场文学革命”说；3，金庸是“继《红楼梦》后第一人”说；4，金庸小说是“空前绝后”的文学说 （《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 年第3期）。文章条分缕析，言之有据，非常耐读。相关论文还有司马奇发表在《作品与争鸣》1996年第 2期的《关于
文坛 “重排座次”的讨论和思考》。
第二次起因是 1999年11月 1 日，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难，用《我看金庸》攻击金庸小说等四大俗，而王朔自己开始以主流文化的发言人自居。金庸在 11月5日的《文汇报》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迅速作出回应，随后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一场激烈论战。评论界关于这场论争的初期情况，巫勇的《东风西风劲吹声——王朔金庸论争综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 4期）, 一文可以参考。随着讨论的深入，话题的延伸，出现了不少论证严密的学术文章。王彬彬除了在 1999年 11月 18 日《羊城晚报》上有《金庸给他们带来什么》一文参战外，还在2000年第 6期《红岩》发表长文《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葛红兵在 2000年第 1 期的《探索与争鸣》，则有结论相近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论金庸与王朔之争》一文。曾庆瑞、赵遐秋在《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与严家炎先生商榷》一文中，坚持认为金庸小说代表旧文化，并批评以反封建为标记的“北大的校格”已经蜕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 4期)。而吕周聚的《金庸不等于贵族文学》（《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 2期) 是反驳葛红兵的文章；徐岱《批评的理念与姿态——也以金庸写作为例》（《文艺争鸣》2000年第2期 )，是和袁良骏《再说雅俗—— 以金庸为例》（《中华读书报》1999年11 月10 日)一文商榷。浙江大学出版社在2000 年 11月出版了廖可斌编的《金庸小说论争集》，“编者的话”指出：“为尊重对方的观点而放弃或掩饰自己的观点，是平庸和虚伪，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剥夺别人发言的机会是自私和褊狭。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尊重不
同意见，不自欺欺人，不自侮侮人，是编者追求的境界。”这一说法
可谓意味深长。
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一全新的媒介，这次论争的范围和规模远远超过1994年的那场争论，被称作“网上文坛第一争”（雨辰《看王朔骂金庸引发的网上论争》，《人民邮电》1999 年 12 月 12 日)。出版社的反应也是迅速的，很快有两本书问世，即张峰编的《王朔挑战金庸》（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和文硕、李克编的《我是网虫我怕谁：网民对垒“金王论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关于网络金庸的初步探讨，有龚鹏程的《e时代的金庸——金庸小说在网络和电子游戏上的表现》（《论文集》)；相关资讯见葛涛《互联网上的金
庸》（《网络金庸》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对金庸小说艺术缺陷的批评也一直不绝如缕，如朱国华的《关于金庸研究的一点思考》（《文艺评论》1997年第 3期)，阎大卫的《班门弄斧——给金庸小说挑点毛病》（海天出版社 1998年版)，王际兵的《在现状下的迷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 年第 3 期)，徐皓峰的《论金庸武侠小说的“恶俗”因素》（《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 5期)，等等。敬文东的《流氓世界的诞生：重读金庸》（花城出版社 2003年版) 语带抑揄，而陈东林的《人妖的艺术——— 金庸小说批判》（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年版)则近于辱骂。
七 作为一门学科的金庸研究——“金学”
“金学”之说，出于港台。最早提供相关信息的是章巽在 1988年 4 月 30日《文艺报》发表的《台港“金学”一瞥》，其后有古远清的述评《台湾的“金学”研究》（《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1 期) 和《香港的“金学”研究》（《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 1期)。丁进在《“金学”的四个相关学科》一文中谈到：金庸研究的相关学科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新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和红学 （《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 1 期)；他在《金庸小说研究史略》一文中，第一次描述了金庸研究的发展过程（《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 4期)；此外，他还编有《中国大陆金庸研究目录（1985~1999）》，刊于《文教资料》
2000年第6期。
陈墨的《“金学”引论》一文，从雅俗之辨、名实之辨、冷热之辨三方面谈到“金学”的学科建设 （《通俗文学评论》1993年第 3 期)。朱寿桐也写有《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嘉兴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期)一文。赵汀阳的《能成“学”的文学作品》，用不长的篇幅揭示出一个规律：要构成“学”，就必须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而且可以不断扩展谈论范围，以至形成一个路路相通、层层相关的“话语网”。这种“学”虽然可以有学术的成份，但其主要性质是一个广义的文
化交流场所，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学术。像莎士比亚的戏剧， 《红楼梦》和金庸的武侠系列就可能成为“学”（《博览群书》1996年第 9 期)。王一川《文化虚根时代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一文则认为：金庸为处于现代文化虚根危机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式，金庸小说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价值系统的现代性风貌，为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价值建构确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
理想范型（《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 5 期)。
作家研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和可以成为一门学科。纵观 20世纪中国学术史，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作家研究实在很少。而像金庸这样的优秀作家的研究，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金庸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繁荣通俗文学创作，框架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且还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建构21世纪的文化形态。
八 大陆金庸研究的不足与瞻望
近几年来大陆的金庸研究确实出现良好的征兆,也发生某些内在而深刻的“质变”。诸如人们的文学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金庸被排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列,并从大众读者中走上神圣的学术讲坛。1999年3月,金庸还被浙江大学文学院聘为院长。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