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它仍存有很多的问题。虽然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名榜上名列第四,虽然把金庸研究与《红楼梦》研究相提并论,称之为“金学”,可当代出版的那么多文学史,为什么不把他写进去,难道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陈旧观念依然是那么根深蒂固吗?虽然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已把金庸纳入文学史叙事之中,这是一种尝试,但如何公正合理地确立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似乎没得到真正解决。显然,这是与金庸小说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蕴及他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巨大贡献很不相称的。为了使金庸研究出现新的发展,使之可与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等作家的研究比肩,除了发展壮大研究队伍,除了资料的挖掘，拓展外,还应该：首先，拓展深化金庸的研究领域。金庸是个多面手,他是集学者，编剧，导演，老报人于一身的作家。他精通法律，佛学，民俗学，四裔学，历史，地理,谙熟外国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棋艺,交游甚广,懂得多种语言。因此,所谓金学研究不仅应包括他的武侠小说,还应包括其它领域。我们的学者大多关注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对他的其它贡献则涉足很少,几乎为空白。近年来陈平原试图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他从金庸《左手写政论,右手写小说》这一角度切入,探讨金庸超越雅俗的成功之因及今后武侠小说的出路问题。大陆金庸著作的出版现时十分混乱,许多盗印版质量相当粗劣,大多数学者依据的文本是经金庸修改过的版本(1970年——1980年约10年修订完成),而我们现在的读者看到的也大多是199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36集《金庸作品集》,这也是金庸的修订本。究竟修订本与原版本有何优劣?金庸为什么要
作如此大幅度而认真的修改?大陆学者在这一点上似乎还缺乏深入探讨。其次，更新金庸研究的理论方法。独特的理论方法不仅意味着角度的新颖,而且代表着观念的变更。前文提到陈墨，陈平原等将叙事学的理论及方法引入金学研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我们倡导把更多的新方法运用到金学研究之中,包括精神分析，人类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民俗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原型批评，比较研究等等,都是切合金庸这个具体研究客体的。我们期待更多高质量的具有理论深度的金学研究论文的出现。最后，加强对负面效应的研究。我们在肯定金庸小说的重要成就及贡献时,也应该看到金庸武侠小说给读者带来的负面效应。而我们的大部分学者则一反新文学作者的激烈批判态度,大肆褒扬金庸小说，这也是不够客观的。我们在考察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时,不能抹煞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也不能否定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但真正的学者应该科学地客观地评价金庸小说的价值及其意义,这应该成为未来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