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际合作：是有关当事方选择的相互妥协行为。合作不同于屈从，屈从是单方面做出让步，而合作时都做出了让步。国际合作的本质就是利益冲突各方的妥协或协调立场。冲突提供了合作基础，所以，一旦实现了国际和谐，合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国际合作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参加合作的各方能够从中得到收益。一国是否参加国际合作受到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两个因素的影响。绝对收益——参加合作可以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相对收益——参加合作所获得的收益比其他合作者是多还是少。当一国参与国际合作能获得绝对收益同时相对收益大于他国时，该国就会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但如果相对收益小时，结果就难以确定。如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美谈判中国加入GATT问题。中国认为加入GATT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市场，同时缩小中美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上的差距，因此态度积极。中国加入GATT能显著增加美国对华出口，美国可获得绝对收益。但是美国认为，如果中国在1994年加入GATT，1995年就能成为WTO的创始国，这样中国在WTO的规则制定权上就与美国有了相等权力，美国的相对收益小于中国。因此，美国不愿与中国合作，不同意中国在1994年加入GATT。1995年WTO成立后，美国才同意中国加入WTO。中国因为不是创始国，所以就没有对WTO规定提出保留条款的权力。 ·一国在国际合作中追求绝对还是相对收益，主要受合作问题的性质、合作对象以及合作期限等因素的影响。高层合作=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要给予相对和绝对收益同等重要的考虑，因为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问题多属于零和性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和国际权力的大小，对相对收益尤其敏感。如冷战后的中印合作，经济、文化领域的底层合作发展速度较快，而军事安全领域的进展缓慢。这是因为底层政治合作多考虑绝对收益，而高层政治合作则以相对收益为基础，一方如果认为收益不平衡，合作就会终止。
·国际合作依据对象不同可以分为敌手间的合作和朋友间的合作。敌手间的合作多考虑相对收益。而友好国家之间危害性小，对方相对获益所产生的危险也小，因此友好国家间的合作多考虑绝对收益。如，中巴的合作基本上都以绝对收益为基础，彼此都不担心对方的相对收益大于自己。而中美安全合作正相反，因此难有实质性内容。
·达成长期国际合作协议比短期的要困难。在长期合作中，合作方很难计算相对收益，会更多地考虑长期合作积累起来的收益，也就是绝对收益。而在短期合作中，合作时限是明确的，因此合作方不考虑时限以后的收益，只考虑时限内的短期收益。短期内相对收益是明显的，因此达成协议比较容易。
·国际安全合作：按照性质划分，积极安全合作是指军事同盟；消极安全合作是指合作安全。主要区别：i.军事同盟以第三方的威胁为合作前提，而合作安全则以威胁来源不明确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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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针对第三方。Ii.军事同盟具有封闭性，其扩展是有限的，不能接纳敌对国；而合作安全组织的原则是开放性的，可以接纳对敌国家为合作方。Iii.军事同盟的目的是遏止敌对国家和赢得战争，而合作安全的目的是防止合作方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以及应对来自合作方之外的不确定威胁。
从国际安全合作实践看，20世纪末提出的合作安全就是20世纪初提出的集体安全。一战后意大利和日本无视“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制度，分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东北地区。国联对此侵略行为出调查调停外，起不到维护国际和平的作用，因此集体安全被视为是一个低效的制度安排。二战后，美国以维护集体安全的名义组织“联合国军”参与朝鲜战争，使集体安全成为进行国际战争的理由，而不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合作。由于集体安全这个概念的名声不好，冷战结束后学界和政界人士都不再使用这个概念讨论国际安全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安全这一概念。
·依据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得到国际安全合作的不同种类。如，按数量分为双边和多边——英澳新新马五国同盟、中印俄三边对话和美日同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高官会、中印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协定；按合作者身份分为官方——上海合作组织和非官方——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美日安全对话；按合作性质分为积极——北约与消极——东盟地区论坛；按地理范围分为全球——安理会与地区——朝鲜半岛六方会谈。
（3）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中，对相对获益的关切不断增长。美对华安全政策包括：第一，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是美追求对中相对获益的一个典型。美政府哪怕牺牲经济利益也要保证其安全利益。第二，美发展外空作战能力是另一典型。如果为了绝对获益，保护外空利益巨大。但美国为了保持在太空中的领先优势，需要保持在外空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因此美拒绝中国提出的禁止外空武器的谈判建议。第三，阻止中国统一。这是冷战后美国最关心的对中国的战略相对收益。阻止中国统一美国并不能扩大任何收益，但可以有效地牵制中国崛起，延迟中国崛起的时间是美国最大的相对收益。
上述案例的启示：在美国已把中国列为主要挑战者的前提下，宣传“中美拥有共同利益”、发展中美合作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是难以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实质性战略合作的。要促使中美实质性战略合作，中国需要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总体实力的增长不会影响美国的相对收益。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 （4）国际安全理论简介
·现实主义安全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均势理论、安全困境理论和威慑理论。
均势理论认为，当国家的势力相似时，各方都不敢首先发起战争。实力均衡既是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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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政策。当主要国家的实力相对平衡时，这种实力均衡的客观状态有助于维护和平。然而大国的实力结构并不总是均衡的，因此国家决策者可以通过结盟或自保（增强自身实力）的方法来实现各大国的实力均衡。
关于国际均势生成的原理，国际关系学界有三种主要看法，即“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操作论。“自动生成论”认为，由于各国都力图在现存国际体系下尽可能地扩大自身利益和权力，因而均势得以形成完全是当时各国始料未及的一个后果。这种观点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似。
半自动生成论认为，均势是由某个国家持续和有意追求一种制衡战略得以维持的，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
人工操作论认为，均势的形成来自决策者们有意识的外交政策操作，决策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因此有些政治家能比他人更巧妙地实践均势战略。
·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都追求军事优势以增强自身安全，然而任何一方的军事优势都构成对他国的安全威胁，从而各国追求安全的结果是不断地进行军备竞争和国际战争。安全困境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内不会有良性的安全合作，只有竞争性的安全合作。
·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理论的代表是集体安全理论、国际安全机制理论。
集体安全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战争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通过全世界的集体合作才能维护世界和平。这种理论建议以集体的力量威慑发动侵略的国家，制止那些正在进行侵略的国家，建立一种可以保护每个国家安全的全球安全保障体系。集体安全的目标是：“一国为大家，大家为一国”，手段是“所有国家保证所有国家，所有国家对付一个国家”。简言之，集体安全就是安全共享、风险共担。
国际安全机制理论认为，国家是追求绝对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建立起一种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的国际机制，就能促进国家进行安全合作，防止战争发生。该理论认为，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不确定性引发的，而国际机制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因此能促进国际安全合作。国际机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促进国际安全合作：i.国际安全机制的规则在成员国身上发生了内化，使成员国约束自己的行为；ii.这些规则对国际冲突形成了直接限制，起到了维护和平的作用。
七、危机管理与对外决策
1、国际危机管理
（1）国际危机的特征：国际危机特指高强度的国际冲突事件。在具体判断某个国际冲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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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属于国际危机时，主要依据三个特征：i.事发突然，用于解决冲突的决策时间有限；ii.国家重大利益受到严重威胁；iii.冲突本身具有上升到军事冲突或战争的危险。
时间紧迫是危机的最突出特征。决策者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没有足够的决策时间，必须在既定时间内做出决策。然而，在既定时间内决策者是得不到充分的情报和明确的政策分析结论的。对于决策者来说，处理危机最需要的是勇气、冷静和果断的性格，而不是周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在处理危机时，一个及时的错误决策也可能比一个迟到的完美决策更有意义，因为任何过失的决策都是无意义的，而错误决策至少为纠正错误提供了时间和可能性，但也可能使危机变得无可挽回。
除了上述三特征外，国际危机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都具有发生、高峰、结束三个基本阶段。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危机被化解，最终没有升级为军事冲突；一种是升级为战争。战争发生标志着危机的结束，因此战争是另一种性质的国际冲突，不再属于国际危机范畴。 二战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国际危机有： 朝鲜危机 1950.6.24-25发生 6.26-29高峰 6.30-7.1结束 苏伊士运河危机 1956.10.29-11.3发生 11.4-6高峰 11.7结束 黎巴嫩危机 1958.7.14-15发生 7.16-19高峰 7.20-8.3结束 第二次柏林危机 1958.10发生 1961.8高峰 1961.10结束 古巴导弹危机 1962.10.22-24发生 10.25-27高峰 10.28结束 塞浦路斯危机 1964.8.8-9发生 8.10-11高峰 8.12-15结束 2、国际危机管理的条件与方式
国际危机管理是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防止危机发生、抑制危机升级和消除危机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防止战争发生。战争的发生意味着危机管理的失败。
·成功的条件：（1）挑战方有可能部分放弃已获得的重大利益；（2）双方或多方都有解决国际危机的意愿；（3）在较短时间内存在沟通、妥协的渠道和方法。三者缺一不可。 1990年7月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无意放弃军事占领，因此该危机不具备危机管理的条件。1991年1月美组织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军事行动，危机的管理失败，以战争结束。
·危机解决方式：强制式=报复、封锁、武装干预；非强制式=政治解决（谈判、协调、斡旋、调停等，是国际机构首推的危机管理方式）、法律解决（仲裁、裁判）。
谈判：最基本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是指当事国为解决争端进行的直接交涉、交换意见的行为。协商现在常常被视为是一种独立的危机管理方式。谈判一般限于当事国之间，而协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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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邀请中立国。
斡旋：是指第三方（国家、国际组织、政治家个人等）为促成当事国进行谈判或解决争端所采取的某些协助行为。斡旋者不参加谈判，也不提出解决方案。
调停：是指第三方以调停人的身份就争端解决提出方案，并直接参加或主持谈判，以协助争端解决。不过，调停国提出的方案本身没有约束力，调停国对于其所进行的调停或调停成败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或责任。
克林顿政府支持解决巴以问题，提出了解决政治方案，是典型的调停。
2007年伊核问题引发国际危机，欧盟提出了六国外长会议磋商机制，以促进政治解决。俄罗斯承诺在俄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以满足伊朗核电站运行所需原料。欧盟、俄罗斯的行为都属于调停。中国也主张政治解决危机，但并未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因此，虽然中国参加了六国外长会议，但中国的行为属于国际斡旋行为。 3、国际维和
本质上说，国际维和是一种特殊的国际危机管理形式。一般是由国际组织出面要求有关国家参加的军事行动，用以防止国际军事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功能：i.防止军事冲突的蔓延和升级。Ii.结束已发生的军事冲突。维和部队的任务是隔离冲突双方，而不是卷入冲突，更不能支持一方的军事行动。维和不能主动采取解除冲突方军事能力的行为，所以很难发挥“灭火”功能，难以消除已发生的国际军事冲突。如在黎巴嫩的维和行动。
国际维和的首要条件是有和平可以维持。军事冲突的双方有意愿暂时停止打击对方的军事行动。只有当战争出现间歇的时候，维和才有可能成功；如果在战争进行中开始维和，则难以成功。如在1993年索马里内战不停的情况下，联合国向索马里派出了美国的维和部队。美军未能在军事混战中保持中立地位，与当地的艾迪德武装民兵发生了军事冲突，造成维和部队140人死亡，耗资约20亿美金，数百平民伤亡，结果不得不撤出索马里。这是联合国自1956年开始维和行动以来遭受的重大失败案例之一。
国际冲突的本质是政治冲突，因此没有政治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和平。国际维和只是解决国际危机或国际军事冲突的辅助手段，冲突或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政治谈判。维和实际上为政治解决提供了条件，使冲突方或者第三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谈判、调停、斡旋。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在1993--2007的15年间，参加了16项国际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军事人员6000多人次，遍布亚非拉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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