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外决策与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也称政策分析，是研究者根据有关理论和事实材料、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备选方案的过程。
对外决策是由决策者依据政策究的成果和自身经验判断在多种可行的对外政策备选方案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这种选择的本质是对各方复杂利益关系的平衡，而选择的过程更多地体现了外交领域的领导艺术。
判断某一决策是否科学的依据不是决策产生的结果，而是决策依据的程序。科学决策中的“科学的”是指与科学方法相关的。决策过程的科学程度高有助于提高决策的成功率，减少决策失误，但并不能保证决策不出现失误。
·领导者的决策能力是影响决策正确与否的直接因素。无论多么好的政策建议，领导者如果缺少决策魄力和应有的素质，就难以做出高成功率的决策。这就好比初学绘画的人，用的画笔、颜料再好，技法理论再熟透，也难以绘出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摄影也是这样。决策的艺术远比绘画、摄影艺术复杂的多，不仅与决策者个人的决策经验直接相关，而且还与决策者的性格、知识面、洞察力、前瞻力、政治视野和抱负等诸多个人因素有关。如，由于克林顿的决策失误，美国在1993年卷入了索马里内战。但不到一年美国就将军队撤出了索马里。克林顿的决策失误虽然也给美军造成了损失，但这种损失是有限的，美军伤亡很小。相反，小布什政府坚持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决策，拒不从伊拉克撤军，致使美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克林顿与小布什时期美国的政治制度、决策体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可以推论，导致不同决策效果的原因很可能来自领导人决策能力的差异。
·合理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制约决策成功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国家领导人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和分析具体国际事件的细节。因此，建立一个允许多种意见彼此争论的决策体制，才能降低决策者偏听偏信的概率；确定一个政府各部门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才能阻止决策者强行贯彻明显错误的决策；设计一个及时纠偏的机制，才能使决策者尽快修订已经出台的错误政策，以尽可能地减少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
评价决策者的决策能力最重要的标准不是决策者某项决策是否正确，而是其决策的成功率高低以及纠正错误决策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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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策分析的主要方法
（1）理性分析。最基本的对外决策分析法——包括：决策者是理性的，政策分析者是理性的。i.普世性理性=工具理性：指某人或组织的某个目标与其所选择的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性是可以预期的。理性分析认为，正常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因此是可预知的。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因此是不可预知的。如，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各个民族国家都在追求物质和非物质利益，因此必然使用一切可利用手段来实现这些利益。这就是普世性的。美国和朝鲜虽然在政治思想和制度上存在重大的不同。但两国都在追求拥有核武器，都将拥核作为实现国家安全和争取更大的国家利益的手段。因此，两国的行为都是符合工具理性的。
ii.特殊理性指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的理性排序标准是不同的。各国对于什么性质的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观念不同。于是有了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宗教理性等不同的理性标准。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理性标准，我们可以分析它的政策取向。经济理性中的一个典型是20世纪60-80年代的日本。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是经济立国，通过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获取经济利益是其对外政策决策的首要考虑。日本因此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国家，日本商人被其他西方国家称为“经济动物”。
政治理性的一个典型是一战时的美国。美总统威尔逊在一战结束后提倡建立国联的思想和实践尽管被病诟为乌托邦主义，但其做法仍然是符合其政治自由主义的理性标准的，即在全球范围内主张政治公平和正义。
宗教理性的一个事例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两伊战争。尽管当时两伊的国家利益冲突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宗教教派冲突的影响，两伊战争如果从宗教利益角度考虑，双方领导人也是符合理性标准的。
每个国家的理性标准都具有意识形态烙印。美国认为在世界上推行民主是理性的，而伊朗认为推行伊斯兰教是理性的。由于在具体问题上的理性标准不同，所以对同一事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而理性标准的差别经常会影响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奉行宗教理性的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往往使奉行经济理性国家的决策者感到不可理喻。伊朗和美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典型。霍梅尼的宗教理性和老布什的普世性理性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当时美国和伊朗难以实现对话，双方关系没有机会得到改善。而内贾德时期，由于伊朗政权的世俗化程度加深，内贾德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理性标准与西方的理性标准已经开始接近，因此美伊之间就核问题进行对话就成为可能。
（2）官僚化分析。常用于分析一国领导人更换之后的对外政策走向。其原理是，决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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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取向是由其在本国官僚系统中的具体地位决定的，可根据某一职位本身的特点来判断决策者的政策走向。如，在外交领域常见的情况是，军方支持的政策倾向于强硬，外交部的政策倾向于妥协，商务部、农业部、工会组织支持的政策倾向于维护行业利益。根据哪个部门在一个具体的对外政策制定中占有主导地位，我们就能预判哪一类政策建议能成为该国在该问题上的主导政策。
冷战结束后，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防范对象。美商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和美联储等经济部门注重中美经济合作对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美军方和国防部强调保持或继续拉大中美军事实力的差距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所以，美经济部门坚持对华接触政策，而美军方则主张加强对华遏制政策。
（3）成本—收益分析：指一国对外决策遵循用最少国家资源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原则。该法强调政策成本与国家利益目标间的比较关系。成本小于目标收益时的政策才是合理的。因此，根据某国利益目标的大小，就可以大致估计该国为实现目标所能承担的政策成本。如，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理解美国卷入台湾海峡军事冲突的政策取向。以台制中符合美战略利益，但要维护这个利益也有一个成本问题，即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如果冲突限制在政治水平上，美国会认为利益大于成本；如果冲突发展到战争的水平，美国就需要重新评估其政策目标的利益-成本关系。美国可能认为其在台战略利益大于有限军事冲突，但为了支持台独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恐怕是得不偿失。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美国的台湾政策是不会考虑全面战争选项的。2004年中国发表“5·17”对台政策声明，表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从“支持”态度转向了反对“台独”。
（4）刺激-反应分析。其原理是，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国家需要根据外部环境以及他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本国政策。外部环境变化了，对外政策研究人员就可以预估他国可能进行的政策调整，同时预判他国对本国政策调整可能做出的反应。如，1999年，美国在向俄罗斯提出修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之前，进行了政策评估：俄经济恶化，无力研制反弹道导弹体系，必定反对修约，美借此单方面退出条约。判断正确，54届联大支持俄国维护反导条约的提案。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不久，美即宣布退出反导条约。
（5）组织-过程分析。一种从多方面分析国家政策趋势的方法。鉴于国家的对外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学者们主张综合使用三种决策模型，以减少依据单一决策模型分析产生的偏差。i.古典理性行为体模型：该模型认为，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国家能采取理性的行动，国家在决策时要计算不同的政策选择的利益和成本，并找到使利益效用最大化的政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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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模型：在理性行为体模型中的行为被视为“是按照标准的行为模式发挥其功能的大型组织的一种输出，而不是深思熟虑的选择”。iii.官僚政治模型：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不同官僚机构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最高决策层会对各部门利益进行协调。如，运用该分析法美国政策研究人员对1962年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目的的研究。目的：缩小军事实力差距，特别是导弹方面的差距。苏联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官僚机构是服从最高领导人意志的，而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通过协调、斗争来完成对外政策调整。官僚机构间的政策分歧一般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因此，在古巴部署导弹既可以实现领导者的政治意图，又能平衡官僚机构间的矛盾。结论：在古部署导弹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
6、对外决策中的决策者
（1）个性类型。按照决策时是否具有自主性、是否亲近民众可大致划分为：大众型=克林顿，政策倾向与舆论基本保持一致；谦卑型=老布什，政策取向与舆论不一致，但会向舆论靠拢，最终决策会顺从民意；魅力型=罗斯福、普京、小泉，与舆论保持一致并引导舆论向有利于自己决策的方向转变；固执型=小布什，特立独行，坚持己见。
（2）意象与决策。意象是人们过去所获得信息的产物，它不是信息的一般性积累，而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资本。多数社会科学家认识到，意象的形成常常是一个选择性知觉、错误直觉和扭曲知觉不断发生的过程，这就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人们常常会把新信息纳入已有的心理结构之中，抛掉那些与原有偏见相抵触的信息，增强已经固有的认识框架，以此简化世界在他们头脑中的意象。
在国家领导人的对外决策中，有五种常见的意象影响他们的基本判断：i.敌人意象或镜子意象：视他国为威胁；ii.退化意象：自我感觉具有文化优越性，认为对方国家为其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iii.殖民意象：把别国看成弱小的、文化上低劣的国家；iiii.帝国主义意象：认为对方是实力比自己强大并富有侵略性的国家；v.盟友意象：认为加强使双方都能获利的联盟与合作最为重要，将实力和文化与自己差别较大的对方视为盟友。
1992年的海湾战争中，萨达姆分别以敌人意象、帝国主义意象和退化意象来看待美国、伊朗、阿拉伯海湾国家。与前两种意象相对应，萨达姆认为自己的政府是防御性的、受到威胁的。与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意象相对应，萨达姆认为自己是有较强进攻能力的领导人。 此外，决策者意象的开放和封闭程度对其外交决策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意象开放性的领导人其对外政策倾向与合作，意象封闭的领导人其对外政策则倾向于对抗。如，杜勒斯与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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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研究（对苏联的能力、成就、敌意、总体评价），基辛格的对苏政策比较灵活，杜勒斯则比较僵硬。
（3）信仰与决策。信仰是人对某种主张、主义或宗教的极端相信与崇敬，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信仰主要由信念和意象两因素构成，简言之就是意识形态+意象。信念：指对抽象道理的确信；意象：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当人的某种意象变得非常固定时，就被称为是思维模式。一旦一种思维模式形成，人们就会用这种模式理解外部世界。对于外部信息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一般来说，人们将与自己原有观念不相符的信息视为虚假和错误的，将一致的视为真实和可靠的，并依据后者做出决定。
信仰的复杂性和坚定性对外交决策产生着重要作用。信仰的坚定性受复杂性的影响。多数情况下，信仰越简单的人，其信仰的坚定性越强；反之亦然。
当某人的信仰是由一种信念和一个意象构成时，这两者不一致或冲突的概率很低。由于内在信念与意象之间不发生矛盾，因此该人的信仰坚定。当某人的信仰是由多种信念和多个意象组成时，其信念之间、意象之间以及信念和意象之间的不一致的概率就会显著增加。信念和意象之间的不一致越多，一个人的判断标准就变得越多样化和复杂化，于是其信仰的坚定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在物质实力相当的条件下，当国家面临相似的外部威胁时，意识形态单一的国家政府的动员力明显强于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国家。
从政策角度观察，意识形态复杂的决策者比意识形态简单的决策者更容易倾向于采取合作性的对外政策。信仰越复杂的人，其认知能力越复杂，其政策合作性越强，反之对抗性就越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由于情况紧急，多数人的认识复杂形成下降趋势，只有认识能力复杂性很强的人，才能在危急时刻保持头脑冷静，制定出理性的对外政策。如葛罗米柯、俾斯麦。
7、博弈论在对外决策中的应用
国家间对外决策互动在本质上是两个或多个决策者（团体）之间的策略博弈行为。博弈就是行为者在一定环境条件和规则约束下，选择一定的行为或策略加以实施并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的核心概念是纳什均衡。假设有n个国家参加博弈，i=1、2。。。n，给定其他n-1个国家策略的条件下，第i个国家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所有参与国的最优策略组合就构成了一个纳什均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没有国家愿意打破这种均衡。 （1）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指博弈双方的收益之和为零，即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两人参加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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