弈，理性的策略应建立在“最小化—最大化”原理基础之上，即最小收益最大化和最大损失最小化。
博弈者B
博弈者A 对A、B来说，行动2相对于行动1是上策，因为博弈的均衡结果是（-10，10），称为上策均衡。
零和博弈中的胆小鬼游戏
游戏者B
游戏者A 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扮演了胆小鬼，对苏联的声誉造成损失。而肯尼迪成了英雄，实际上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非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并不等于另一方所失，双方收益之和并不等于零。这种博弈结果既可能是冲突，也可能是合作。
囚徒困境是最著名的非零和博弈
囚徒B
囚徒A 坦白 （10，-10）
（-5，-5）
抵赖 抵赖 （1，1）
坦白 （-10，10）
勇往直前 （10，-10）
（-，）
躲闪对方 躲闪对方 （0，0）
勇往直前 （-10，10）
行动2 （20，-20）
（-10，10）
行动1 行动1 （10，-10）
行动2 （-20，20）
最终的博弈均衡结果是双方都选择坦白。这里的“困境”是指双方明知有比现时最终均衡更好的结果（1，1），但由于存在欺骗的危险，双方难以取得相互信任，无法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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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囚徒困境重复进行并有枪约束力的鞋底保障合作实施时（A、B属同一黑帮组织，该组织对变节者及其家属有处死的行规），双方就会进行合作。
冷战期间的美苏安全决策与囚徒困境博弈如出一辙。在双方不断升级的安全竞赛中，最“理性”或“合算”的选择是停止军备竞赛，相当于选择“抵赖”的情形。但美国担心自己停止军备后，苏联会欺骗自己搞小动作，使自己及盟国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美国和西方国家当时认为，由于苏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西方不一样以及财政支出不透明等原因，西方始终搞不清楚苏联的经济规模和军费开支规模。苏联的部分军备投资是打着民用品或军民两用品的名义进行的。同样，苏联也担心被美国欺骗。
智猪博弈 小猪
大猪 按下按钮 等待 按下按钮 （5，1） （9，1）
等待 （4，4） （0，0）
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规定中国首先对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实行零关税，而东盟成员国用十年时间逐渐对中国农产品实行零关税。说明：东盟认为协定长期地看对中国利大，因此中国应向东盟做出让步，先行实行零关税。在这里中国是大猪，先按按钮；东盟是小猪，选择等待。最终的纳什均衡是（4，4）。东盟认为，这样的选择要优（5，1），即于双方同时实行农产品零关税的情形。
智猪博弈反映的是国际关系中大国与小国进行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经常表现为大国为了更大的利益不得不对小国做出让步。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援助中受援国往往不感激援助国的原因。
（2）协作、协调、保证和劝说博弈
美国学者丽莎·马丁依据国际合作的结构条件差异，把博弈分为四种类型。
国家间利益背离程度加深：和谐—保证—协调—协作—劝说—冲突
国际社会如果是一种完全和谐的状态，或者陷入完全冲突状态，国际合作是不需要的或不可能进行的。在中间的四种情形下，都存在着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因此也就存在着国家间的利益协调和政策博弈的必要性。
i.协作型博弈：它所应对的国际合作的结构条件是：博弈双方有比现有次优选择（不合作的博弈均衡）更好的选择（合作的博弈均衡），“协作”的意义是通过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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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各博弈方克服彼此欺骗的担心，从而实现合作均衡。在协作型博弈中，理性的个体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即使面对共同利益，也并不一定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个体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如囚徒困境博弈所示，就个体理性而言，坦白对囚徒A、B都是最优选择，因为对两个人单独来讲，选择坦白的收益都大于抵赖（上策均衡）。但是，对两个人组成的集体来说，选择抵赖才是最优的，因为这时两个人都实现了可能的最大收益。因此，在协作型博弈中，存在所谓“集体行动的难题”，即个体很难实现由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跨越。
在协作型博弈中，国际制度主要解决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问题。面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博弈者数量众多的现实，各方的协作需要一个集中化的机构，这就导致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强势的正式组织，同时，组织制度的安排和设计还要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对个体的背叛行为加以约束和实施惩罚，以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如，世贸组织在继承关贸总协定组织的基础上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从而有权利对违反世贸组织协定的成员国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贸易领域内的集体行动难题。同理，《核不扩散条约》在国际安全领域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ii.协调型博弈：它所应对的国际合作的结构条件是：博弈双方有多个纳什均衡可选择，最终选择哪一个需要各方为此进行协调。在协调型博弈情形下，解决的不是如何实现共同利益，而是利益分配问题，这就涉及到谁在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协调型博弈下的制度安排不一定需要较高强制性的力量，需要的往往是一种道德、情感的皈依力量，或者仅仅是习惯和文化。
剧场博弈是典型的协调博弈
丈夫
妻子 看拳击 看芭蕾 看拳击 （1，2） （0，0）
看芭蕾 （0，0） （2，1）
博弈的最终结果是夫妻一起看拳击或者芭蕾。无论哪一种情形出现，对双方的支付都高于“各看各”的情形（0，0）。而具体是一起看芭蕾还是拳击，取决于双方的感情因素或文化力量。如果丈夫生活在一个女性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他常常会跟随妻子看芭蕾，反之亦然。 剧场博弈的最终选择不一定就意味着博弈各方仅仅存在权力支配关系，而且还包含了情感、规范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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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则博弈，是靠左还是靠右行驶车辆是由习惯决定的。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领导地位固然与其支配性的实力有关，但是盟国在协调型博弈中迁就和跟随美国也未必都是权力因素使然，这里还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基督教新教传统、接近的意识形态等）而认同美国领导地位的因素。
iii.保证型博弈：它所对应的结构条件是：博弈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过程。它是最接近“和谐”状态的一种博弈类型。在保证型博弈中，所有博弈者的偏好结果都是相互合作。个体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
猎鹿游戏是典型故事
猎手B
猎手A 猎鹿游戏有两个纳什均衡：（5，5）和（3，3）。不过由于选择抓鹿有可能遇到一方不配合而一无所获，所以，出于风险考虑，两个猎手最终更有可能分别去抓兔子。这一决策在博弈论中被称为“风险上策”。
保证型博弈与协调型博弈都存在一个以上的纳什均衡。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保证型博弈中，由于存在信息沟通不畅和欺骗的问题，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做出次优的选择。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罪犯引渡制度”在实施中对各国都有利，是一种符合保证型博弈的国际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是“自我实施”的，不需要第三方监督或强制，因为各国执行这一公约和制度都能得到相同的和有保障的回报。只要各国解决好彼此的信息沟通问题，没有国家有动机改变对各国都有利的均衡结果。
vi.劝说型博弈：它所应对的国际合作的结构条件是：博弈是一种不对称博弈，存在单方面的权力支配作用，是最接近“冲突”的一种博弈类型。
霸权状态下的合作可以说是劝说型博弈的典型例证。二战后的相当长时期里，美国与西欧及日本之间维持的就是这种博弈关系。美国通过北约、日美同盟向其盟国提供安全保障，通过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盟国提供世界经济运行的制度框架这些公共物品。但是，在涉及国际利益分配甚至发生利益冲突时，无论是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盟国在多数情况下都要服从美国的抉择和安排。如，在1956年英法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危
鹿 兔子 鹿 （5，5） （3，0）
兔子 （0，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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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英法在该地区都有重大的传统利益。但是，在美国发出警告后，英法选择了撤军，从而在国家利益以及政治与国际声誉上都蒙受了损失。这是一次典型的安全领域内的劝说型博弈。
经济领域内的典型事例是1985年美国以贸易不平衡为由，纠集西欧盟国与日本达成了“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到1988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100%，由1：240上升到1：120。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协议是造成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劝说型博弈的均衡结果经常是一方参与者感到不满意，合作的收益结果是一方较小，一方较大。不过，霸权国虽然在博弈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际制度的设计也是以其利益为基础，但是，如果霸权国想要继续维持对盟友的政治领导，就必须要考虑盟国和其他大国在合作中的利益。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配中，尽管二战后美国一直占支配地位，但美国还是会依据各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升降来调整其投票权比重。20世纪80年代两机构曾调高了日本和西德的投票权。2006、2010年，根据实际经济实力的最新变化，两机构又两次调高了中国和印度的投票权比重。
八、国际军控与战略威慑
1、国际军控 （1）安全困境
一般地讲，各国参与军控谈判的时间少，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各方部分地摆脱相对不利的均衡=扩张军备，实行合作均衡=军备控制。军控协议的达成可以缓解各方的安全困境，减少军备竞赛给本国带来的政治、经济、技术压力。
重复囚徒困境博弈
国家B
国家A 如图，参加博弈的两个国家如果只进行一次博弈，唯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都选择扩张军备，以达到占优均衡（-5，-5），军备控制协议几乎不可能达成。
军备控制 扩张军备 军备控制 （1，1） （10，-10）
扩张军备 （-10，1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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