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具体措施就是现行的政策。实际上，一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把灵活就业人员，主要是个体经济工作者，纳入到医保体系之中；农民工参保的障碍也不大。就这一条而言，关键是落实。很多人担心，农民工连工资都无法得到保障，纳入医保是一种奢求。实际上，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已经超出了医疗政策的范围。第四条具体措施也是现行的政策。第三条措施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有自发性的试验，即各地在大中小学生中开展了一些自愿性的、互助性的、甚至商业性的大病统筹，例如北京市的中、小学在校学生和婴幼儿可以参加少儿住院互助金，到2006年年中，覆盖率大约在三分之一。实际上，如果由教育管理部门出面，分别就各类学校建立若干强制性的医疗保险，效果会更好。第二条具体措施是新的制度安排，旨在弥补现有制度中仅以从业人员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缺陷。
主管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正在探索以“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取代“城市职工医疗保险”的具体途径。目前，职工本人参保是由个人和单位联合缴费。问题在于，当职工选择为其家人参保时，单位一方是否承担缴费的责任？如果承担，那么单位(尤其是企业)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从小的方面讲不利于调动单位为员工投保的积极性，从大的方面说还会有损经济的发展。如果单位一方不承担缴费责任，那么政府是否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毫无疑问，这是技术性的制度设计问题。无论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对于改革的大方向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就农村而言，实现全民医保最可行的措施是同城市一样，采纳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将现行新型合作医疗逐渐从自愿型改为强制型。在目前的阶段，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人均参合费补贴以及将门诊纳入保障范围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自愿性的新型合作医疗。当更多的农民家庭从新型合作医疗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时，强制性参合以及提高参合费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事实上，在一些地区，新型合作医疗中的农民参合费已经不再是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10元，而各地政府提供的人均补贴额也不再是40元。根据现有农民每年平均的医疗保健开支(2005年为168元)来测算，即使政府负担70%，那么政府人均补贴额最多也不会超过120元。为了实现农村七亿农民的全民医保，政府补贴总额最多也就大约840亿元。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农民的数量不会大幅度增加，因此政府也没有必要担心财政补贴无底洞的问题。
另外一种实现全民医保的思路是“公费医疗＋社会保险”，对于某些发病率不高但费用昂贵的病种，思路同上。具体而言，这一思路主张，整个医疗保障体系有三层。第一层是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全民保障”，亦即所有民众(老百姓)均可以大体上免费看小病。基本医疗服务基本上由普通门诊和一些慢性病的治疗与康复服务组成。第二层就是所谓的“大病医疗保险”，一般由住院服务组成，由各类医院提供，因此又可以俗称“住院保险”。为了避免逆向选择问题，这一层保险应为社会保险制，具有公立性和强制性。第三层就是特殊大病的商业保险。
在医疗政策领域，政府通过一般税收(财政)为医疗服务付费的做法被称为“英国模式”，通过社会保险为医疗服务筹资的做法被称为“德国模式”，而由商业性医疗保险筹资的模式为“美国模式”。因此，三层医疗保障体系的思路在专业领域被称
为“英德美混合模式”。简要地说，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社区小病免费、医院住院保险、大病商业保险。
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重构
文章表示，无论采取哪一种医保模式，都意味着必须重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首先，两个思路的共同点都在于主张政府主导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实际上，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各国的实践都表明，医疗保障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如果单靠商业性保险，要想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在严重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发挥积极的角色就特别值得人们期待。
其次，无论采取哪一种医保模式，都意味着第三方购买机制形成的组织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其制度条件尚待完善。无论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机构，还是基本医疗服务的管理机构，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即如何代表参保者(民众)的利益，在控制质量的前提下，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购买医疗服务(无论基本与否)。
再次，无论采取哪一种医保模式，为了更有效率地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购买者都必须运用各种市场化的手段，来刺激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竞争。至于医疗服务机构究竟是民营的还是公立的，究竟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幷不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英国、德国还是在美国，医疗服务的购买者都在购买医疗服务的市场化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以取得控制费用高速增长的效果。目前，中国不少地方依然沿用事业单位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恐怕无法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正是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体制面临极为严峻的“范式转型”。
简言之，国家固然应该在健全医疗保障体系上增加投入，但是在医疗服务递送领域完全取消市场化是政府力所不逮的。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公益性之间必然存在着张力。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取决于各级政府是否能改变原有的公共管理方式，从全球性公共管理变革中汲取经验，实现医疗服务效率与公平的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