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突出强调了内战的危险和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科学地预测了时局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方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是一方面应尽力争取和平,另一方面应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毛泽东估计了和、战两种可能性,但他强调的重点是内战的严重危险和准备打仗。
(2)日本投降后 日本帝国主义的迅速投降,使国际、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它们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打内战,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在国内,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遭到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和平、民主、团结的强烈愿望。上述诸因素使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很多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意图是:企图借助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用谈判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达成有利于他的“政治解决”;至少也可以利用谈判争得部署内战的时间,调整其战略部署;而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方面。总之,是想在政治上争取主动,以和平姿态欺骗人民,并以和平谈判掩护内战准备。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估计了中国政局的发展趋向,认为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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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和中国都将朝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经历了8年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团结,要求休养生息,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去力争和平局面的实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苏、美、英当时都表示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日益壮大和国统军区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日益加强,使蒋介石有所顾忌;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准备内战尚需一定时间。在上述条件制约下,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有效的斗争,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据此,会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
(3)“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的提出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宣言还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承认解放区政府和军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紧急措施。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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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革命的两手对待反革命的两手。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国内斗争有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某些让步。《通知》还求全党作好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综上所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战后初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的、有坚实基础的方针,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力争和平建国的真诚愿望。执行这一方针,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原则,以发展人民的力量和准备自卫战争为基点,因为能否以和平方式建设新中国,并不取决于人民的主观愿望。由于蒋介石集团持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蓄意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因此,人民必须对内战的危险保持高度的警惕,必须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只有以自己的力量为后盾,才有可能去争取和平,而一旦蒋介石把内战强加在人民头上时,也才会有办法加以对付。 3、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1)重庆谈判
1)重庆谈判过程1945年8月28日,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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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和谈代表团飞抵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成为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和中外舆论的热烈欢迎。人们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赞誉他的到来犹如“霖雨苍生”。更重要的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力争和平、民主的诚意。
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曾就和平建国等问题进行多次商谈。双方具体的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
在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党代表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政令军令统一”的方针,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妄图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中共代表一方面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同时在要求国民党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作一些必要的让步。在军队问题上,中共方面愿将人民军队按照与国民党军队一比六的比例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方面同意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集中。但这些建议仍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以致无法达成协议。 2)中共代表团团结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 在重庆谈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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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还广泛接触了重庆各界人士,进行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国民党进步人士;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此外,他还会晤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以及欧美各国和苏联的驻华使节。与此同时,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各界代表人物。通过上述活动,使中共的主张得到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对国共谈判取得成果起了推动作用。
3)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军事斗争。在重庆谈判期间,解放区军民还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命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本》。9月初,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部队,又将进犯晋东南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3.5万人歼灭。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的斗争。
4)《双十协定》的签定。1945年10月10 日,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共12个问题,有的成达了协议,有的只是表述了双方的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国民党被迫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双方宣布“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国民党同意号召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方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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