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1、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政治危机 对外大量出卖国家主权 国民党反动派为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对外投靠美国，以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的办法，换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10月，国民党政府就和美国订立了关于空中飞行、海港使用、铁路修建、宪警联合等协定，将中国的领空权、领海权、铁路投资权等出卖给美国。1946年11月，又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即《中美商约》。条约规定：美国人在中国领土全境内，有自由居住、旅行和从事工业、商业、方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还可以采勘和开发资源和租赁、保有土地；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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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遇；中国对美 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等等。条约虽然在行文上也规定了中国人在美国可以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中国人当时在事实上却无法做到。所以，《中美商约》实际上是一个单方面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新二十一条。在上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凭借特权大肆对中国实行经济渗透，其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都形成了独占地位。此外，驻华美军、美舰还利用它们可以自由出入中国海港、机场以至内河的特权，大肆走私。在对华投资方面，抗日战争前，美国在华投资只占各国在华资本总额的8%，这时已占到80%。这些资本并不是正常的国际投资和经济交往，而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增加的。美国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独占地位的形成，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族工商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对内则实行全面的垄断和疯狂的掠夺。抗战胜利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接收、兑换法币等手段，掠夺了巨额资产。它和美国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国民经济实行了全国垄断。在金融方面，据1946年6月的统计，国统区共有银行3489家，其中由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控制的即有2446家，占总数的2/3以上，其存款额则占存款总数的90%；在工业方面，1947年官僚资本已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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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固定资产的80%；在商 业方面，四大家族利用特权，开设进出口贸易公司和各种商业机构，垄断食盐、糖、棉纱、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购销，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此外，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掠夺。据统计，当时的工商业税，占中小工商业营业额的20-30%。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超过抗战前的4-5倍，个别地方超过20倍。 （2）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最主要表现是： 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由于浩大的内战经费开支，造成了国民党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以1947年为例，国民党政府财政总收入约14万亿元法币，总支出为43万多亿元法币，财政赤字高达70%。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发钞票。抗战前夕，法币的发行额只有14亿元，抗战结束时为1.5万亿元，到1947年底已达40万亿元。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在上海的五家印刷工厂，日夜开工赶印法币，仍赶不上需要，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疯狂上涨。以抗战前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物价上涨了6万倍。上海的米价在1947年上半年内上涨了8.3倍，北京的物价在半年内上涨了10倍。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2头黄牛，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了。
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农村经济凋敝 由于美国商品的倾销，和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对市场、原料和资金的垄断，加之物价飞涨，繁杂苛税，民族工商业处境艰难，日益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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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2月，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地，倒闭的公厂商店就有2.7万家。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原有的工业体系大部分已经瓦解，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30%以上。在农村。国民党对农民大肆搜刮。地租、天赋和各种摊派增加，仅田赋和捐税已达到一般自耕农收获量的60%以上，农民难以维持最低生活；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政府强行征兵、拉夫，抓壮丁的数量越来越大，1946年增兵50万人，1947年增至10万人，这使农村劳动力锐减，大批逃亡，土地荒芜。加上1946年、1947年相继有19个和15个省受灾，致使农业生产下降。据统计，1947年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1936年减少30%--40%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必然使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劳动人员和公教人员、学生群众的生活日益恶化，1946年下半年，仅北平、上海、南京3个城市，失业和无业人数即达260万人。1946年上海有30万产业工人失业，相当于全市80万产业工人的40%。1947年上半年，物价已经较抗战前上涨6万倍，生活指数仅增加六七千倍，这使靠工资收入的和助学金维护生活的工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在农村，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1946年，各地饥民达到1亿多人，土地荒芜，饥民遍野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
（3）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孤立与独裁统治 蒋介石为加强其独裁统治，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加紧镇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23日晚，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下关车站毒打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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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航、雷洁琼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成员，制造了“下关惨案”。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李公朴（1902-1946年），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和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愤然离国赴美留学，1930年底回国。“九·一八”事变后主要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为著名 “七君子”之一。闻一多（1899-1946年）湖北浠水人，著名学者、教授和诗人。1943年以后，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内战爆发后，李、闻更加积极地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因此引起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国民党特务把们列入黑名单，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特务们给李公朴寄去装有子弹头的信，又扬言以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面对死亡的威胁，李公朴表示：“为了民主我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备再进门！”1946年7月11日晚10时，他和夫人外出归家途中，被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李公朴被害后，闻一多怒不可遏，7月15日他到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死难报告会，横眉冷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发表演讲，控诉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行。当晚，他在归家途中又被国民党特务枪杀。李、闻的死难，更加暴露了国民党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使更多的群众丢到幻想，投入反对蒋家王朝的斗争。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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