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先生與二十世紀的明史研究
孫衛國
? 2012-09-18 09:46:57 来源：《中国文化》2012年01期
鄭天挺(1899-1981)是中國著名的明清史專家，翻開任何一本有關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概况的著作，①幾乎無一忽視鄭天挺的重要地位。但他對明史學界的獨特貢獻，在明史領域的獨到見解，即使回顧與總結性的著作，以及關注鄭氏史學成就的論文，也鮮有詳細介紹。②在明史研究領域，鄭天挺既没有在清史領域像《清史探微》③那樣的標志性專著，甚至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亦不多。可是，却無人否定他對於中國20世紀明史研究的重要貢獻。這實際上是一個矛盾。本文試爬梳相關資料，尤以鄭天挺多年的明清史講課學術卡片和尚未出版的日記爲據，結合時人的回顧與研究，對此問題略作探討。
一 孟森傳人及其明史教學之歷程
20世紀的中國學術，大體可以1949年和1977年爲界，分爲三個時期，明史研究的發展階段也基本如此。④該世紀我國最重要的明史專家，誠如黄冕堂所言，“老一輩學者吴晗(1909-1969)、鄭天挺(1899-1981)、謝國楨(1901-1982)、傅衣凌(1911-1988)、王毓銓(1910-2002)、黄雲眉(1897-1977)等追踪前哲，博覽精研，碩果纍纍，爲今日我國的明史學奠定了基礎。新一代繼起治明史者許大齡(1922-1996)、洪焕椿(1920-1989)、李洵(1922-1995)、韋慶遠(1928-2009)、韓大成(1925- )以及近年不斷脱穎而出的中年俊秀，學風篤實，已初步顯示出實
力。”⑤這話是二十多年前所説，已不足反映整個20世紀的情况，“老一輩學者”中，尚應加上孟森(1869-1937)、朱希祖(1878-1944)、柳亞子(1886-1958)和王崇武(1911-1957)、梁方仲(1908-1970)。在這些“老一輩”明史專家中，只有鄭天挺、謝國楨、傅衣凌、王毓銓四人的學術生涯跨越20世紀的三個學術階段，而鄭天挺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明清史學科化與專業化的建立過程中，上承孟森，在後來明清史學科進一步發展過程中，廣育門生，地位更顯重要。
20世紀初期，隨着現代教育體制的創立，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出現組織化、制度化、專業化的趨向”⑥。在此過程中，對於史學而言，大學如何開設現代學科意義上的課程，對史學的學科化與制度化建設至關重要。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在草創階段，課程很不完整。如北京大學，直到1929-1931年，開設的課程中才有比較完整的斷代史，但尚未見明史、清史。⑦在20世紀前期北大明清史課程的創立與發展上，作出主要貢獻的是孟森和鄭天挺。⑧“北京大學的明清史研究，是由孟森一手開創的，繼孟森之後，鄭天挺以自己獨創性的研究將北大的明清史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度”。⑨
鄭天挺，原名慶甡，字毅生，别號及時學人，原籍福建長樂，生於北京。1917年，入北京大學國文系，1921年秋入北京大學國學門爲研究生，師從錢玄同。1924年秋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預科講師，教授人文地理及國文。此後去廣州、杭州等地任職，1930年冬再回北大，繼續在預科講授國文。之後，一直在北大任教。1933年12月，任北大秘書長、中文系副教授，隨後陸續講授過古地理學、校勘學、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鄭天挺儘管不是孟森的弟子，却是孟森的傳人，自1931年相識以來，彼此交誼很深：
一九三四年余得見鈔本《國史列傳》二百册，知心史先生方輯清史列傳匯編，
亟以送之先生，是爲余與先生以學問相往還之始。余舊治國志，繼探求古地理、心儀趙誠夫之學，偶得趙氏《三國志注補》，付之景印，既成，以序文實《讀書周刊》，先生方校《大典?水經注》，讀之大喜，爲跋尾一篇論趙氏生卒年歲，余於趙氏年歲，亦别有論列，遂書陳其所見。舊作《多爾衮稱皇父之由來》一文久置箧衍，亦以就正於先生，是爲余與先生論學之始。一九三七年盧溝變作，余從諸先生後守平校，先生時督其所不逮，以是過從漸密。十一月余從南來，别先生於協和醫院，執手殷殷潸然泪下，不意遂成永訣！⑩
1938年1月，孟森在北平逝世。1938年5月22日，鄭天挺在與西南聯大歷史社會學系教授錢穆和姚從吾談話會上，特地講述孟森晚年生活，寄託追思。(11)1939年6月，又在《治史雜志》第二期上發表《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紀念孟心史先生》以兹紀念。此後學界皆將鄭天挺視作孟森傳人，即如王永興所言：“他是精於清史的史學大師孟森先生的傳人。”(12)鄭天挺繼承孟森遺志，以研究明清史爲主，此後所授課程也主要是明清史。
鄭天挺正式講授明清史乃從1939年在西南聯大開始，在《自傳》與日記中均有記載。《自傳》曰：“我在一九三九年後，在聯大即講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國目録學史等課程。”(13)尚未刊行的《鄭天挺日記》，(14)亦可印證。1939年1月1日：“年四十一歲。時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教授，授明清史。本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兼秘書長。”(15)1940年1月1日：“年四十二歲(以陰曆計)，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教授，授歷史社會學系史學組明清史及清史研究。”(16)1941年1月1日：“年四十三歲。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教授，授明清史。兼大學總務長。”(17)開設的明清史課程，頗受學生歡迎，《五十自述》説：“當時年青的學生激於愛國熱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國的近世史，尤其矚目於明清時期，故每次選修該課的多達一百數十人，情
况前所未見。”(18)
此後儘管也講過其它課程，但明清史、明史專題、清史研究等課程，是鄭天挺反復開設的課程，一直堅持到1981年去世前不久。對於斷代史課程明清史的學科化與專業化，貢獻良多。講授有關明清史課程，長達四十餘年，這在20世紀中國的明史學界，實爲鮮見。
二 明史史料之整理與清修《明史》之點校
20世紀明史研究一個重要方面是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在鄭天挺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很多時候正是以整理明清史料爲己任。1954年，他特地給南開大學學生開設史料學課程。1956年發表《史料學教學内容的初步體會》一文，一開始就提及蘇聯所開設史料學課程，指出蘇聯對史料學的重視，“這是歷史科學研究的一個新方向”(19)。此課程就是模仿蘇聯的結果。借用蘇聯百科辭典的解釋，稱史料學乃是“探求研究各種史料的方法，以補助歷史學的訓練”(20)。其實，重視史料、解讀史料，與他治學的路徑一脉相承。馮爾康回憶史料學上課情形，聽到鄭天挺提及“史料批判”的説法，感覺新鮮。鄭天挺解釋：“對於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記載，這就是差異，差異就是矛盾，就要解决，就是‘史料批判’。”(21)他强?{歷史研究遵守“深、廣、新、嚴、通”五字原則，“廣”就是“要求詳細占有材料，還要廣泛聯系”。(22)
20世紀50年代以後，鄭天挺開始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對當時有人不顧史料，僅以理論貼標簽的做法，提出批評。他説：“關於不明晰的史料，不
作深入的分析，只依靠主觀地引用經典作‘脚注’，而又忽略經典所闡述的時代和範疇，是不容易解决問題的。”(23)這種論斷，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難能可貴。他對於發現史料者表示由衷的尊敬，在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吴晗最早發現《織工對》這篇史料，鄭天挺説：“歷史專家發現一條史料，和發明一個創見，功績是一樣的，我們對這方面勞動的尊重是不够的，幾乎没有人在引用史料時提到某人首先發現。這是不公道的。資本主義萌芽史料中，徐一夔《織工對》是一個極重要的資料，假使不是吴晗同志指出，我是不會去找的。”(24)鄭天挺同時認爲，從史料出發，不能僅僅依據一兩條史料，就故作高深地進行論斷。“在反對孤立和片面處理史料時，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要注意歷史事實的前後發展關係，即‘縱的關係’；一個是要注意歷史事實各方面之間的普遍聯系，即所谓‘縱横兼顧’。”(25)可見，他重視史料，也不忽視理論，但反對不顧史料，僅借理論貼標簽，運用史料，講求歷史的縱横兼顧，秉求實事求是的態度。
鄭天挺既是明史史料整理的積極參與者，更是重要的組織者與主持者。早在1921年，在北大國學門爲研究生之際，就加入清代内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因而奠定他清史研究的基礎。鄭天挺自言：“我在作研究生期間，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參加了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這無論對國家、對我個人都是一件大事情，從而奠定了我以後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礎。”(26)抗戰勝利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恢復明清史料整理室，鄭天挺親自主持工作，曾與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編《清内閣舊藏漢文黄册聯合目録》，親自寫序，加以推介；還幫助東北圖書館印行《明清内閣大庫史料》第一輯明代卷上、下兩册。(27)1950年5月舉辦“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展覽。(28)1954年，主編并由中華書局出版了《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和《宋景詩起義史料》。1950年代組織南開大學歷史系編纂《清實録史料選編》由中華書局出版；後來又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