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鄭天挺哲嗣鄭克晟的叙述中，爲我們探討這種學術淵源關係，提供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實例。鄭克晟的代表作《明代政争探源》(84)，被視爲“是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具體運用於傳統中國社會歷史研究的一種富於建設性的嘗試”，“透過政治鬥争的表象揭示其社會經濟内涵”，并“獲得某種文化層面上的體驗”(85)。此書還被看作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明史學界“社會史取向的政治史研究”的代表作，“該書試圖爲明代近300年間的政治鬥争史找到一以貫之的社會經濟根源，認爲明代政争的實質在於北方地主集團和江南地主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兩大地主集團之間的對立長期延續下來，并在政治舞臺上表現爲尖銳的政見和權力之争。”(86)此書問世以來，受到學術界好評。(87)
對於此書的寫作緣起，鄭克晟在《緒論》中提及其雛形來自一篇會議論文《明初江南地主的衰落與北方地主的興起》，概括其論文所涉及的八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麽明初的江南地主(主要指蘇、松地區)及士人，都對元朝懷念，甚至連宋濂、劉基這樣的開國勛臣，亦都如此？”接着他提及錢穆1964年發表於《新亞學報》六卷二期的論文《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所論證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最初并非是受錢穆影響，在本書《後記》中説：“我研究江南地主在政治上與明王朝的關係，係受先父鄭天挺教授的教導。若干年前，他對我説：1938年他在西南聯大歷史系開始講授明清史時，曾注意到明初許多江南文人都對元朝異常懷念，并舉宋濂等人的許多材料爲例，提出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這番話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决心遵循他指引的門徑進行初步鑽研。”(88)正是受到鄭天挺啓發，鄭克晟從明初入手，一直研究到明末清初，解剖了整個明代政治鬥争背後深刻的社會與政治根源。
筆者在鄭天挺明史教學卡片中，發現涉及明初士人懷念元朝的卡片有四十多張，略可分爲七個小問題，恰好印證了鄭克晟的話：
第一，“明人追念元代之原因”，共有兩張卡片。其曰：“明代尚有追念元代及張士誠之人——雖名公巨卿亦有之。追念元代者，其故不外下列數者：1.元代刑律寬仁，囚多老死而少誅戮。2.英宗有遺愛，在位三年免民租，罷金銀冶，减海運糧，行助役法，求隱逸，上書者得直達。3.脱脱有惠政(至元六年爲中書右丞相)，復科舉，禁减鹽額，蠲負逋；4.元順帝有惠政；5.民間傳言順帝爲宋後。”第二，“元順帝之遺惠—明初人民追懷元代原因推測”，共七張卡片。逐一列出元順帝的惠政十餘件，如整治學校、禁私創寺觀庵院、遣使詣闕里祀孔子、復科舉取士制等等。第三，“元之取民甚寬——遺愛之一”，一張卡片。第四，“明初文字之元末紀年”，共十五張卡片，乃摘録宋濂、貝瓊、蘇伯衡、王祎等人文集中的相關史料，逐一説明此間題。第五，“明初人對元帝統及明得天下之觀感”，共十六張卡片。第六，“明人對於世變之觀念”，一張卡片。第七，“明初文人歸太祖之先後”，兩張卡片。(89)
可見，鄭天挺對於明初士人懷念元朝的問題，考慮得非常周詳。其日記也清楚記載了他讀明初史料與文集的事情，正可印證教學卡片，如1939年8月18日載：“讀《明史》開國諸臣傳、元末群雄傳。”(90)8月21日載：“讀《明書》開國諸臣傳，開國諸臣，太祖與之結姻婭者得十四人。”(91)日記中將十四人及所配婚姻之子女，皆考訂出來。1939年12月1日載：“讀清江貝先生集，録鐵崖先生傳中《正統辯》。”(92)次日則有讀《遜志齋集》的記載，三日，“讀《宋學士集》，摘其書元末紀元者，録之。”(93)一直到十日，方讀完《清江貝先生集》，因《明史?文苑傳》中，并未録入貝瓊(1314-1379)的傳記，鄭天挺在日記中考訂出了貝瓊的生平經歷。而那些教學卡片上，也標明所記録的時間，大多是在民國二十八(1939)年八月至十二月間所摘録的，正是日記所記的這段時間。當時鄭天挺與錢穆皆是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他的這些思考，是否與錢穆有
過交流，或許錢穆對於此問題的思考是否受過鄭天挺的啓發，現在無法考證。鄭天挺在課堂上肯定講過此問題，儘管他没有寫出比較成形的論著，但他顯然早已涉及了這個重大問題。
鄭克晟則以此爲起點，進行了更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明初儘管出現了江南士人懷念元朝的現象，但這只是明初江南地主與北方地主鬥争的一個迹象，其深厚的根源則在於南北地主的鬥争以及利益紛争，鄭克晟以此爲契機，將其作爲解剖整個明代政治史的鑰匙，并將明初至明末的許多關鍵問題串聯起來，即如明初的蘇松重賦問題、建文改革、靖難之役、永樂遷都、明代莊田、萬曆北方水田，甚至於耶穌會士來華等問題上的紛争，全都看到背後南北地主政治與經濟利益上的鬥争，“上面所舉一系列的争論，均由於南北地域不同，地主階級内部利益各異，而明朝皇帝堅持扶持北方地主，打擊江南地主所造成的結果。”(94)從而抓住了整個明代政治與社會的歷史特徵，進而發展和深化了鄭天挺的學説，進一步讓學界認識了明代政治史、經濟史、甚至文化史的一些獨特之處。也可以説是鄭天挺學説的一種深厚的影響。但是鄭克晟并没有止於鄭天挺所關注的明初，而是將其鋪開到整個明代，甚至及於清初，視野更爲開闊，論證也就更爲系統和深入了。
關於鄭天挺明史方面的創見及其學術影響的研究是個很大的課題，本文祇是提出這個話題，當《鄭天挺明史講義》等材料整理出版後，當有更多發現面世。
五 餘論
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蕩的時代，前半期的外侮，後半期的内亂，使
得中國學術的發展頗受影響。鄭天挺儘管有過一定的波折，却是爲數不多的幾位一生政治與學術地位都没有太大改變的學人之一。自1933年到1951年，他一直擔任北大秘書長(西南聯大期間，任總務長)，并曾兼任北大歷史系主任；1952年?{任南開歷史系主任，1963年到1980年，爲南開大學副校長。四十餘年一直是明清史研究領域最爲重要的專家之一。誠如前文提及王永興、任繼愈、王德昭所言，自1938年春北大明清史教授孟森逝世後，學術界就將鄭天挺視作孟森傳人，被看成中國明?清史研究的代表與化身，這反映了他在20世紀中國明清史學界的重要地位。在整個中國史學界，他也有較大的影響。
1949年7月1日，中國新史學會籌備會在北平成立之際，鄭天挺與郭沫若(1892-1978)、范文瀾(1893-1969)、陳垣等人一起五十餘人，皆爲發起人。(95)1951年7月，中國史學會正式成立第一届理事會，鄭天挺則未入選。隨着時間的流逝，他的政治與學術地位又得到各界人士的肯定。“在中國史學由百花凋殘的70年代進入百家争鳴的80年代之際，鄭天挺的學術聲望與長者人品，似乎在當時歷史學界獲得了一致的推重。”(96)1980年4月8日至12日，中國史學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召開第二届理事會。選舉理事會時，當時鄧廣銘以爲鄭天挺最合適，而劉大年以爲“唯有張友漁先生勝任”(97)。后來根據胡喬木(1912-1992)的建議，不提候選人，由各位大會代表自由選舉。(98)在這次選舉中，鄭天挺得125票，周谷城、白壽彝124票，鄧廣銘、黎澍(1912-1988)、劉大年各123票，鄭天挺得票第一，這樣選出了61名理事。“復由這61名理事中選出15名常務理事，再由常務理事選出5名主席團，此即鄭天挺、周谷城(執行主席，1898-1996)、白壽彝(1909-2000)、劉大年(1915-1999)、鄧廣銘(1907-1998)。鄭天挺仍居首位。”(99)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兩次選舉，鄭天挺皆得票最多，真可謂德高望重、衆望所歸。也正是在1980年8月，鄭天挺倡議并在天津舉辦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者
來自八個國家，一百三十多人，轟動學林，鄭天挺再一次走在時代前列，開啓了與國外明清史學者交往的先聲。(100)
總之，鄭天挺在明史研究領域留下的論著雖然不多，但他對20世紀中國的明史學界，却寫下了一篇“無文的文章”。(101)
本文得到鄭克晟師、常建華、喬治忠、姜勝利、封越健和朱洪斌等師友的指教；2011年4月11-12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與香港珠海學院合辦的“明史認識與近代中國歷史走向”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得到朱鴻林、徐凱、毛佩琦、王春瑜和沈定平等教授指教，特此一併致謝。
注釋：
①相關研究參見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啓示：20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趙毅、欒凡編著：《20世紀明史研究綜述》，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②既往探討鄭天挺史學成就的論文大都側重他在清史方面的貢獻。陳生璽在《史學大師鄭天挺的宏文卓識》一文中，較詳細介紹他對於明史分期、明代歷史特點以及朱元璋評價方面的論點。常建華在《鄭天挺教授與明清史學》一文中，介紹了鄭天挺對於明清史分期、明代政治制度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等方面的成就。(參見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録》，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07-312，350-3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