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纂了《明實録資料選編》。20世紀80年代初，還主編了《明清史資料》(29)。在所有整理出版的明史資料中，最重要的是清官修《明史》的點校與出版。
1952年，因院系?{整，鄭天挺離開北大，來到南開大學，主持歷史系工作。他將北大嚴謹、踏實的治學風氣帶到南開，從此也奠定了南開歷史系良好的學風。1956年，創建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乃是1949年以後中國最早建立的研究機構之一，從此開創了南開明清史?研究的傳統。南開明清史研究室成立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從事標點、校勘《明史》，這是當時整個“二十四史”點校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五十年代末開始，中華書局就計劃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由全國高校著名歷史學家主持相關工作。清官修《明史》乃指定鄭天挺負責。點校過程，最初由南開歷史系林樹惠、朱鼎榮、傅貴九等承擔，後來鄭克晟、湯綱、王鴻江也參加。鄭天挺制定原則，解决疑難，審核成稿。
爲盡快完成校點工作，1963年9月底，鄭天挺與負責其他史書點校的學者，一同居住在中華書局西北樓招待所，在中華書局工作近三年時間。他以札記的形式寫成《明史零拾》數十篇，并打算《明史》點校完成之後，將其整理出版。(30)内容涉及《明史》的成書經過、史實考訂、與其它史書的比對、字詞糾謬、文字斷句等等。後來有部分取名《明史讀校拾零》，收入《探微集》。閻文儒説：“《明史讀校拾零》共四十餘頁，雖名爲拾零，實以百衲本《明史》爲主，與明歷代《實録》、《明一統志》爲主，《寰宇記》、《遼東志》、《禮記》、《漢書》等，互相校正得數百條，由洪武至崇禎，二百七十餘年，能按年校正其不同之處，誠清代漢學家所少見者。”(31)即如《明史》中之《太祖本紀》中，有一條“是年，張士誠據高郵，自稱誠王”(32)，鄭天挺考之曰：
《太祖實録》卷一，張士誠據高郵係於至正十三年五月，稱誠王係於十四年
正月，《史稿》紀一與《實録》同，惟十四年正月作十四年春。《明史》卷一二三《張士誠傳》作“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僭號大周，建元天佑，是歲至正十三年也”。案：《元史》卷四三，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建國、建元均系於至正十三年五月乙未，《明史》紀傳均從《元史》。(33)
可見，爲考證張士誠據高郵稱王的時間，鄭天挺參考了多種材料，發現此條史料與《明太祖實録》和《明史稿》皆不符，而考出其原來出自《元史》，揭示了《元史》對於清修《明史》也相當重要。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儘管《明史》點校工作尚未完成，鄭天挺被迫回到南開大學，致使《明史》點校工作停頓下來。“文革”後期，中華書局重啓“二十四史”標點工作，校方却以“文革”爲理由，不同意鄭天挺再前往中華書局完成未竟之工作，中華書局只得另請白壽彝、周振甫與王毓銓負責完成，在點校過程中，他們時常與鄭天挺聯系，往來商榷。1973年鄭天挺審閲《明史》三校稿，又提出了不少意見，他的工作本“復校異議”百餘頁，詳細記載復校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張廷玉《明史》點校本，終於在1974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姜勝利在談到1949年至“文革”結束前近三十年的《明史》研究時，指出：當時《明史》研究陷入沉寂，幾無力作問世，“這時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在鄭天挺主持下??完成了《明史》的標點和校勘，并於197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34)可見，標點本《明史》的出版，乃是那個時期《明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術貢獻。
20世紀出版了不少明史史料，但最基本的莫過於點校本《明史》的問世，因爲這是研究明史最基本的史料，也是學習明史的入門典籍。點校本《明史》的問世，對剛剛邁入明史研究的學生們來説，大大開啓了方便之門，提高了他們的
學習興趣。(35)《明史》點校這項工作，主要是在鄭天挺領導之下完成的，而且完成於風雨如晦、學術暗淡的“文革”期間，因此也奠定了鄭天挺在20世紀明史學界的重要地位。
三 鄭天挺的明史專題研究與獨見
自20世紀30年代後期以來，鄭天挺就以研究明清史而著名。1940年元月，有不少人勸鄭天挺就任西南聯大總務長，但他不願爲之。好友羅常培(1899-1958)勸他，“君欲爲事務專家乎？爲明清史專家乎？”《鄭天挺日記》中説：“此語最誘人。沈茀齋(即沈履，清華秘書長，時任西南聯大總務長，但他要離開昆明，赴重慶任職，即勸鄭天挺爲總務長)來，謂常務委員會一致通過余繼總務長，特來勸?{，并謂今後經費、人事均無問題，勸余稍犧牲、稍鼓勇氣爲之。婉謝之。”(36)因爲鄭天挺過人的行政能力和高尚的品德，所以時人咸以爲他該就任總務長，但鄭天挺志不在此，而是希望沿着學術之路，在明清史領域繼續做出成就。(37)
儘管鄭天挺發表的論文以清史爲主，但明史研究，却從未中輟。從留存下來的日記和有關明史學術卡片可知，他有不少研究計劃，涉及明史諸多層面的問題。1934年7月1日記：“讀《明史?太祖紀》。學校將以明日起，放暑假，假中惟星期一、三、五上午辦公，余擬乘間稍讀書。今日擬定功課有四：一讀《明史》一過；二考訂《明史?地理志》；三作八股文程序一篇；四作歷代公文程序一篇。”(38)當時，他已任北大秘書長，行政事務很繁忙，故而想暑假期間多讀書，并完成幾篇與明史相關的論文。而這樣的記録在1938年到1940年間尤多，幾乎每日
皆有讀明史史籍之記載。1938年至1939年四、五月間他所讀之明史書籍，以張廷玉《明史》爲主。此後則涉獵王鴻緒《明史稿》、傅維鱗《明書》、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等等。九月以後，以明人筆記、明代文集和《明太祖實録》爲主。他讀《明史》的時間最長，可以推測他是精讀的，其他史書，讀的時間就少了很多，或以泛覽爲主。
在系統研讀明史典籍的同時，他還有不少論文寫作計劃。即如1940年6月2日載：“因念暑假將至，當乘時稍事學問。??擬以讀英文爲主，有暇則將年來搜集之材料，草成論文。一明末流賊十三家考；二明初之正統議；三張文襄書牘跋。此外，擬讀明清筆記。”(39)所提及的三篇文章，後來第一篇成初稿，但并未發表。最終成文的是第三篇，題爲《〈張文襄書翰墨寶〉跋》，發表於《文史雜志》第一卷第六期，後收入《清史探微》。除寫論文，鄭天挺還曾想在講課卡片基礎上編一部《明清史》，1939年2月5日載：“讀摘講述札記。近日頗思以平時講述所蓄，編爲明清史，即以札記爲長編。現每日約鈔二千字，一月可得五萬字。暑假後或可着手纂輯矣。”(40)還曾與傅斯年(1896-1950)商談合作編輯《明書》三十志之事。
傅斯年與鄭天挺是北大“五四”時期國文系同學，傅比鄭高一班。西南聯大時，傅斯年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鄭是副所長，工作上他們互相幫助。北大文科研究所曾設斷代史工作室，鄭天挺日記1939年6月12日載：“開文科研究所會議。决議所中設工作室，余主明清史工作室事，從吾(即姚從吾，1894-1970)主宋史工作室。中國斷代史工作，暫以宋明清爲始。十時散會。”(41)可見，當時無論是教學還是工作，凡與明清史相關的，都由鄭天挺負責。傅斯年對明史也下過不少功夫，就在這一年，他與鄭天挺商談，共同編著一部《明書》，鄭天挺日記中三次提及此事。1939年6月20日載：“晚與孟真談。孟真欲纂輯《明編
年》及《明通典》，約余合作，余於此本亦有意。子水勸余作《續續資治通鑒》久矣，慨允之。余擬别纂《明會要》，孟真亦贊成。”(42)四日後，他們就共同擬出目録來。1939年6月24日載：“晚飯後，傅孟真來。謂前談之《明通典》擬改爲《明志》。遂共擬篇目如次：一曆法、二地理(附邊塞)、三河渠、四禮俗、五氏族、六選舉，七職官、八兵衛、九刑法、十食貨、十一經籍、十二文學、十三理學、十四釋老、十五書畫、十六土司、十七朝鮮、十八韃靼、十九烏斯藏(附安南)、二十西域、二十一倭寇、二十二建州、二十三南洋、二十四西洋。”(43)又過了兩周，他們再詳談此書，擬定了詳細目次，載於1939年7月11日日記：
孟真來談《明書》三十志事。孟真新擬目如次：一《曆法志》。此中有二綱，一明人如何承用元人曆法(尤其重回回曆)；二崇禎新曆。此志孟真擬自任，余初推子水。二《皇統志》。此中編歷世之繼承，而以宗室系表附之。孟真任之。三《祖訓志》。此載《太祖寶訓》而申述其義(此實關係有明一代開國之規模)。孟真任之。四《地理志》。孟真任之。五《京邑志》。南京、舊北京、中京、京師宫闕衙市。六《土司邊塞志》。七《氏族志》。仿《宰相世表》，余意此表較難作，因明代不尚門第也。八《禮樂民風志》。孟真意由余任之，尚未决。九《學校選舉志》。余任之。十《職官志》。尤注重其實質之變遷，《明史》原式不可用。余任之。十一《刑法志》。余擬任之。續借閲董綬金藏書。十二《兵衛志》。孟真任之，余初推吴春晗。十三《財賦志》。余擬任之。十四《商工志》。難作，且無人，擬闕。十五《河渠志》。十六《儒學志》。十七《文苑志》。十八《典籍志》。不易作，且難其人，擬闕。十九《書畫志》。仝上。二十《器用志》。仝上。二十一《宦官志》。二十二《黨社志》。余擬任之。此於晚明、南明加詳。二十三《釋道志》。擬由錫予任之。二十四《朝鮮安南志》，琉球附。二十五《韃靼西域志》。二十六《烏斯藏志》，喇嘛教附，擬闕。二十七《倭寇志》，附入知利氏之受封及平秀吉之戰。二十八《南洋西洋志》。擬由受頤任之。二十九《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