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研究不可謂不深入，惜乎并未寫出論文，即便他逝世三十年後的今天，明史學界對於明代藩王制度的研究仍無比較系統深入的論著問世。
總之，鄭天挺對明代許多重要領域都有獨到的看法，只是生平慎重爲文，不熱衷於發表論文，故而許多重要論斷皆止於課堂之中。值得慶幸的是，他的許多觀點，爲後人所繼承和弘揚，進而融入了20世紀中國學術的大潮之中。
四 明史人才之培養與學術思想之傳承
鄭天挺培養了大批明清史專業人才，他的弟子最集中的地方，莫過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和南開大學歷史系，“鄭天挺把自己前半生的黄金歲月獻給了北大最艱苦的時期，又把他晚年最成熟的學術帶到了南開”。(58)早在西南聯大期間，鄭天挺就培育了何鵬毓。抗戰結束後回到北大，又教導出了戴逸、袁良義。在北大歷史系許多其他專業的專家，皆受過鄭天挺的教澤。五十年代進入南開後，鄭天挺培育學生有三途：“一，南大歷史系本設有明清史研究室，其中不少骨幹分子和後起之秀，這些人都是在毅老精心指導下壯大成長起來的；二，外校的中青年進修教師??三，指導研究生。”(59)“文革”前，鄭天挺招收過陳生璽、馮爾康、彭雲鶴、夏家駿等十餘位研究生。“文革”後，又招收過白新良、汪茂和、林延清、王處輝、何本方等5位研究生。這些弟子們學術上皆有建樹。此外，1959年，鄭天挺指導了明清史研究班。1979年下半年，受教育部委托，在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主辦了全國高校明清史教師進修班，一共有十二位青年教師參加了此研修班，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寺田隆信亦前來進修。(60)這些弟子絶大多數在全國高校講授和研究明清史，將鄭天挺的學術思想在各地廣泛傳布。
更重要的是，鄭天挺一生未離開本科教學的講臺，在後人回憶鄭天挺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過他一生都以教學爲己任。任繼愈説：“鄭先生工作忙，但從未放棄教學工作，他講授校勘學、明清史。”(61)田餘慶説：“鄭師的教學工作，并没有由於行政負擔太重而有所减免。他的明清斷代史課程年年照開。”(62)鄭天挺的教學有以下特點：
第一，上課没有講義，只携帶一系列卡片，所有資料與授課内容都寫在卡片上。田餘慶回憶：“鄭師用卡片講隋唐史，與講明清史辦法一樣。”(63)戴逸回憶：“他講課是没有講稿的，只帶一迭卡片，講起來却成竹在胸，旁徵博引，滔滔不絶。他知識淵博，觀察力敏銳，講話既清晰扼要，又條理井然，記録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64)鄧銳齡更形象地回憶鄭天挺講課情形説：“那時鄭師大概五十歲了，髮往後攏。臉色紅潤，態度和藹，笑容滿面，戴着近視鏡，穿着一領潔净的長衫，手持一迭卡片，滔滔不絶地講授??”(65)鄭天挺遺留下來的講課卡片體系完備，基本保存了講課的内容。(66)從已發現的教學卡片可知，鄭天挺授課非常重視介紹明清時期的特點，重視明清時期的歷史定位及與前代之比較和對後世的影響。如一份教學大綱記載：
第一編緒論；第一章明清史之特點：第一節明清兩代與前代之比較；第二節明清兩代對於近代之影響；第三節明史清史在史學上之地位；第四節對於明清史應具之認識。第二章明清史之分期：第一節明史分期；第二節清史分期；第三節講述分段；第三章明清史之參考書籍：第一節史籍(已整理者)；第二節史料(未整理者)；第三節國外論述與實物；第四章本課之要點。(67)
可見，他注意講述明清史的歷史特點、分期、地位、影響，以及學習明清史
的主要史籍、史料和研究著作，其授課既有利於學生全方位地了解明清史，又爲學生繼續深入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門徑。
第二，重視史料的介紹，將歷史事實與原始史料結合起來，以讓學生在接受歷史事實之同時，也指示他們一條繼續追尋的途徑。熊德基説：“他教課是在講内容之前，首先介紹‘明清史’的主要史籍，這使我可以擺脱一般參考書而直接閲讀原著。”(68)馮爾康也説：“明清史研究班開業的第一課，先生講《明史的古典著作與讀法》。”(69)程溯洛有更詳細的回憶：“那是三年級的上學期，我選修了鄭先生的明史課。??記得他在講正課之前，照例先介紹這一課程的資料目録學，光用板書寫出明史的史料和參考書刊，就足足花去了兩小時。等到講正課時，他就不再帶講稿，只在黑板上寫幾條重要的提綱，於是逐條?{記憶口述，由淺入深，順序闡明。”(70)可見，鄭天挺乃是在史料的基礎上，加入分析與解讀，把史實與史料結合起來，使學生直接接觸原始材料，既傳授了知識，也指示了治學的門徑。
第三，教學過程中，經常介紹學術動態。尤其是不同説法、不同觀點，都一一介紹，讓學生能够清楚地了解學術發展的態勢。鍾文典回憶：“一部《明清史》，從《緒論》到《南明與滿洲入關》，分七章講完。他不但對明清史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精闢深刻的講解，而且對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人物、制度等也都作了精細的介紹和考證。每次講課，從不拘於一家之言。對一些重大問題，除了闡述自己的見解外，還經常介紹孟森、朱希祖、吴晗等先生的看法，以開闊同學們的視野，啓發大家獨立思考。”(71)程慶華也説：“鄭師講課，注意講清楚基本問題，每講到關鍵處，輒結合史源及有關研究，闡述自己看法。”(72)時刻把握學術動態，并將其介紹給學生，使學生們能够掌握最新的學術發展狀况，同時也給學生介紹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在傳授知識的同時，開啓學生的眼界。
總之，鄭天挺一生未離開講臺，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英才。(73)1981年秋，慶祝鄭天挺執教六十周年時，西南聯大校友會向鄭天挺獻上“春風化雨”的條幅，南開大學全體師生獻上“桃李增華”的條幅，乃是對鄭天挺作爲教育家的高度褒揚。
就學術機構建設而言，南開大學歷史系是鄭天挺一生最成功的傑作。雖説歷史系在1919年南開大學創立時，就已成立，且曾有蔣廷黻(1895-1965)擔任教授，梁啓超(1873-1929)曾來授課，但數年之後，蔣廷黻?{入清華，南開大學歷史系於1926年改爲副系，失去了獨立性，一直到抗戰以後，從昆明搬回天津復校时1946年才再恢復。(74)當時南開歷史系師資匱乏，在全國是名不見經傳的。1952年鄭天挺奉調南開大學，任歷史系主任，他决心“要使南開歷史系?步入强勁之林，與國内素享厚望的幾間大學并?{齊驅”。劉澤華深情地回憶，“先生以他特有的宏恢氣量和忠厚長者之風，團結了全體教師。??先生於中，發揮了伯樂與老驥的雙重作用，爲後人念念不忘”。認爲鄭天挺對南開大學歷史系的貢獻，“可稱之爲一篇無文的文章”。(75)在鄭天挺三?十年的經營下，南開歷史系將北大史學科那種踏實嚴謹、維新開拓的治學風範加以繼承和弘揚，如今不僅成爲南開大學文理學科“四大支柱”之一，(76)而且在全國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歷史學陣地。這不僅因爲鄭天挺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更重要的是因爲鄭天挺高尚的道德文章(77)，給歷史系營造了一種祥和互助的氛圍，奠定了務實求新的學風，使得南開歷史學科多年來能够立於不敗之地。(78)明清史的研究更是有口皆碑的，自1956年，鄭天挺在南開建立明清史研究室以來，就成爲全國最重要的明清史陣地之一。即如任繼愈説：“鄭天挺先生早年得明清史專家孟森(心史)的真傳，由於不斷努力，繼續攀登，他的國際聲望甚至超過孟森先生，在南開大學創建了明清史的中心。”(79)王德昭亦言：“毅生師於明清史既有夙緣，加以和孟師的情
誼，他之從中年以後以明清史研究爲身命之學，可説是繼孟師之後，維持北大明清史學的一脉，而更發揚光大之。其後毅生師移帳到南開任教，中國明清史研究的重鎮也遂移到南開。”(80)
鄭天挺在北大繼承和弘揚了孟森所開創的風範，又開創了南開大學明史研究的傳統，現在明史是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歷史學的重要陣地。鄭天挺之後，北大明清史先有許大齡、商鴻逵、袁良義，後有王天有、徐凱等人。南開的明史則在鄭天挺一手培植下慢慢發展起來。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部《明史》，就是由當時在南開工作的湯綱與南炳文撰寫的。湯綱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成長於南開大學，他回憶説：“我在復旦歷史系學習期間，就對明清史感興趣，但并没有系統的學習，對明清史遠未入門。??對中國歷史和其它基礎知識都很貧乏。爲了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在鄭先生的同意下，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了當時由鄭先生主持的明清史研究生班的學習。”(81)正是在鄭天挺培育下，湯綱後來成爲很有成就的明史專家。南炳文則一直在南開求學、工作，曾經多年擔任鄭天挺的助手。他説：“我雖然没有做過鄭先生的研究生，但鄭先生在學術上對我的熱心培養，却是我畢生難忘的。我今天之得以成爲一個明清史專業工作者，是和鄭先生的指導分不開的。”(82)1978年開始，湯綱與南炳文在鄭天挺的關懷下，開始《明史》的撰寫，《明史》上册成稿之後，邀鄭天挺爲其寫序。鄭天挺序中説：“這部書對作者自己的學習和研究是一個總結，對於其它學習和研究明代歷史的同志，或許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我祝賀這部《明史》的出版，更殷切希望今後出現更多更好的明代史專著。”(83)書中繼承和弘揚了不少鄭天挺對明史的思考。
鄭天挺的學術思想不管是無形還是有形地被後人所繼承和弘揚，我們雖然可以把握其綫索，而其弟子也或多或少地提及，但具體方面，尚需更嚴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