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过程中某些领域的职工群众处于弱势地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部分企业中职工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冲突时有发生。（比如，原光明机械厂的干部职工冲突升级，最终引发了光明机械厂的倒闭）
（2）非公有制企业中雇主与雇工的矛盾。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3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人数达到770多万人，注册资本额在亿元以上的有1156户。非公经济雇主和雇工的利益关系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存在着部分矛盾和冲突。有些雇主不遵守《劳动法》，存在故意延长劳动时间、工人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等问题，甚至训斥、谩骂、任意解雇工人，致使合同、报酬分配、工作条件、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劳资纠纷不断出现。成都市有一杀人嫌犯（犯罪嫌疑人），潜逃几年后主动跑回来投案自首，记者问他为什么投案，他说，他逃出去就一直在一家私人煤矿里挖煤，那日子可真苦啊，而且非常的不安全，随时都担心被砸死在矿洞里面，这样活着和死刑犯又有多大的区别？矿区的生活竟然艰难到让一个杀人嫌犯冒着被处死刑的危险也要离开那个鬼地方，这个矿区的艰苦和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但现实生活中，老板为了最大限度的追逐利益，不顾用工环境的恶劣，让工人冒险作业的消息我们实在是听得太多了。2000年广东惠州就曾经发生过一起一个月被迫工作500个小时，使得工人当场累死的事件，这家手套厂每个工人每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500小时（平均每天17小时），但月工资最低的只拿300元。据广东团省委调查，农民工所在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中64.4%存在拖欠、克扣和拒发工资的现象。正因如此，六中全会《决定》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办法。
（3）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和政府的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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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领域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协调利益矛盾是领导干部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一些社会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情绪往往会直接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社会利益分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通过干群矛盾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干部又存在着工作简单、作风粗暴、强迫命令、压制民主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干部选拔不当，缺乏监督，滥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侵害群众的利益，作风粗暴；二是近年来基层的行政经费比较紧张，导致一些地方权力部门把服务功能变相转化成“创收”功能，恶化了干群关系；三是有些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及时化解的矛盾走向激化，成为新时期干群矛盾的导火索。
（4）部分利益群体存在心理失衡现象。改革必然会带来利益关系的调整。当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造成一部分人在短期内生活水平下降，或者引起某些社会利益主体、利益阶层之间失衡，并且超出群体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一部分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面临生存危机的人，心中不平，心理失衡，由此产生挫折感、失落感，甚至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导致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并且很容易激化为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又直接、间接地和政府改革相关。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利益差距扩大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利益差别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1985年到2003年的18年中，农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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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城乡之间的差距快速拉大。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2005年的3.22：1。再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和补贴，实际上城乡差距是6：1。如果单从货币收入差距看，非洲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高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也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比如2003年城镇劳动者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1765元，而农村劳动者只有14元，城乡差距为126：1。（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我国，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贫困地区儿童死亡率是大城市的9倍。
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从全国来看，东西部的差距呈现拉大的趋势。如人均GDP，东部与西部的比例1991年为1.86倍，2003年扩大为2.52倍。省与省之间的差距更大，目前中国最富的省份与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有人讲，看中国的发达地区像欧洲，看落后地区像非洲。进一步说，不仅仅是东部和西部，就是北京的南城和北城差距就大的不得了。研究表明，不用考虑北京的18个县区，只考虑城八区，差距就高达10年以上。2005年，海淀区和崇文区人均GDP很形象的说就是差10年，也就是说崇文区的人过的是海淀区10前的生活，到2008年就差13年。过了天安门就是崇文区，就是个贫民窟，那么崇文区又怎样来面对08年奥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样，我们山东省的东西部，差距也相当大，菏泽与青岛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分析，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业，平均工资为850元，最低的是社会服务业为392元，二者比例为2.17：1；2003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信息传输业，职工年均工资为32244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职工年均工资为6969元，两者比例为4.63：1。而且，行业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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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远非工资表所能体现。一些垄断行业的职工，不仅有高出工资的奖金、劳务费、提成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还有住房、医疗保险甚至子女就业等丰厚的福利待遇。社会上的顺口溜：“换个单位上班，收入翻上几番”。什么单位？金（金融）税（税务）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电力），一草（烟草）。《电厂抄表工年薪10万元》（2006.6.26第一财经日报）《官司爆高收入：杭州烟草公司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2006.7.31中国青年报）。200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中，报名人数多的前10个单位中，有7个单位是地方国税局。而测绘局、地震局等单位是“门前冷落鞍马稀”，某省气象局竟然无一人报考。2007年度公务员报考情况也是这样，很多地震局、气象局等职位无人报考。
4、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衡量贫富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从0到1的一组数据，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平等系数，数据越高，说明贫富差距越大。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0.4为警戒线。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8年的0.341扩大到2003年的0.468，已经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并且还在继续拉大。而专家测算的基尼系数更大。数据表明，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53左右。有人说，中国自身的国情决定了不能只看基尼系数，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据《了望》新闻周刊的报道，同样是公务员，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收入只有发达地区公务员的1/13。即便同样是在深圳，同一级别的公务员，有油水部门的月收入能够过万，而清水衙门的只有2000多元，差别达到5倍之多。这又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呢？
除了收入分配差距外，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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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益冲突激烈化
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主要表现在：
1、社会治安案件增多。改革开放20多年中，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25年间年均递减2%，社会稳定指数年均递减1.1%。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的5.5件上升到2003年的34.1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从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广州的抢劫案平均半小时发案1起，抢夺案平均24分钟发案1起，“两抢”“两盗”案件占总刑事案件一半以上。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中，治安案件最为突出，它的数量远远大于刑事案件。而在所有社会治安案件中，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事件最为突出。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有的民事纠纷由于处理不及时或方法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转化成刑事案件。
2、群众信访、上访大幅上升。目前我国正处在信访上访的高发期，有人称之为上访“洪峰期”，全国的信访上访总量逐年递增，其中群体性上访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目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少则几十人，上百人，多则上千人，并开始有一定组织工作的雏形，由集体上访发展到围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甚至出现打砸抢等非法活动，直接影响社会安定。
3、利益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不合作。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很多影响广泛的事件，如2003年哈尔滨市发生的“宝马（撞人）事件”、2004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以及2006年9月发生的“北大教授哭穷事件”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中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除公布北大每月给自己的工资，阿忆还像记流水账似的将每月支出一一列出，最后居然为入不敷出。由此证明“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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