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教师的“门槛”是很高的。据剑桥大学副校长朗斯黛尔介绍，剑桥大学教师有三个层次，即讲师(lecturer)、高级讲师(reader)和教授(professor)。剑桥任命讲师的平均年龄是36岁，从讲师升为高级讲师比较容易，但从高级讲师升为教授则比较难。剑桥对晋升教授者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在研究方面，要看有多少专著、带多少学生、研究资金如何、是否是一些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等。
流动性比较大、强调师资“远缘杂交”是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或许“习惯成自然”，国外大学校长们大都对这种教师的流动现象持肯定态度。许多大学甚至规定，本校毕业生即使再优秀也不允许留校任教，必须在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一段时间，接受不同文化氛围的熏陶。
无一例外，世界一流大学都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提供一流的教学和研究设施，为教师确定合理的工作量以使教师有更充分的自主和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被认为是建设一流教师队伍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尽管学校对每一位教师的要求会有所不同，但学校一般会明确地告诉教师学校对他的期望，并会采取诸如提薪等有效的奖励措施来激励教师。大学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进行评估，这一方面是对教师工作的检查，更重要的是，这将会促进教师改进工作。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认为，学者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证明他对这个职业是有兴趣的，因此，对教师的激励，金钱不是最重要的，校长要多与教师交流，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兴趣和欣赏，使他们感到是在一个充满支持的环境中工作。对于一些著名的教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尽管这些外国著名大学的校长们说学校不会给他们更优厚的待遇，但往往会在校园里给他一个固定的车位，允许他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到世界各地演讲等等。
在培养一流学生方面，世界一流大学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年只招几百个学生，但却培养了像萨特这样的世界名人和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校校长于杰认为，巴黎高师要求学生一般具有很好的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领域，如文科生入学要求有数学基础。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入学时并不清楚自身的学科倾向，学校就让他们开始时充分满足求知欲，更多地了解相关学科，充分
挖掘学科之间的空白。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是解决了长期没人解决的问题，或是在新的领域有所发现，巴黎高师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注重对学生的培养。
在为学生创造适宜的学习、生活环境方面，每个一流大学的作法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牛津大学有39个学院，每个学院有400多名学生，他们分属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年级，按一定的结构和机制来组织挑选，以本科生为主。该校校长卢卡斯认为，学生在学院里住宿和学习，有些教授也住在学院里，这对创造智力发展和人格发展的环境十分有利。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接触多，教授在学业和生活等方面给予学生像家庭一样的呵护、关心和指导，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巴黎高师注重从两个方面招收学生，一是来自不同家庭、社会背景，包括弱势群体背景的学生；二是从另类文化社会中招生，如从存在较大文化差异的外国招生。巴黎高师校长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相处，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相互丰富的过程。
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采用师生互动的学习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对话式的教育，包括允许本科生参加研究工作。在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方面，许多大学规定高水平的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剑桥大学学生如果学有余力，从第二年起就可以与导师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学习，可以参加实验研究工作。另外，剑桥还为学生提供了多学科的课程，如学生学了理科、工科后，可以再学经济、政治等，学科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了。
创造机会让本科学生参与科研和学术活动，是斯坦福大学培养学生具有旺盛创造力的重要原因。卡斯帕尔校长反复强调，研究使教师能够不断地把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教给学生，而充满好奇心的学生对教师的不断质疑又推动了研究的发展。“科学和学术需要年轻一代自觉参与才能得以繁荣。美国大学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给年轻学生以参与机会，而不是仅仅坐在课堂里做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启示之五：建立良好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教授作用
哈佛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陆登庭认为，是因为哈佛大学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办学理念，一套系统的制度和运行机制，“即使现在没有校长，哈佛大学也一
样可以正常运转。”他说，一所优秀大学应该具备这样的制度，能为不同特长的人提供一种广泛的、知识性的领导。
这种观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德国亚琛大学校长劳胡特教授指出，现代校长的基本任务是收集、过滤信息，实行鸡尾酒式的分层管理机构，采用对话式管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坎普贝尔则说，我们在决策上要有很大的透明度，决策的标准就是打开帐本让任何人看。我们宽容任何人的意见，尊重所有的人们。
学术系统是决定大学生存、发展的本质因素。发挥学术民主，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我有50%的管理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斯坦福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校长要做倡导并实践这种理念的领导人。除此，我们成立由资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接受并调查处理有关阻碍学术民主的投诉，大学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接受和调查处理这类投诉。”
实行多样化的分层管理模式，明确院系的责任、权力、利益和学校的关系被中外很多校长认为很重要。例如，卡—梅大学战略规划之所以做得好，关键是有一套良好的规划机制，不同的人各负其责。卡—梅大学在70年代就成立了学校的战略规划委员会，要求学校中每个机构都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进行规划，每个教师都要参与规划。明确详细地规划大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实践进程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因素。院长或系主任是规划的主要实施者，校长的责任是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使战略规划成为全体大学人的共同“愿景”(vision)，并在规划实施当中与教师、院长、理事会等及时沟通沟通，使规划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莱文教授是著名教育专家，他认为大学的管理既要避免学校领导人事无巨细什么都管，也要避免完全放权，教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学校需要制定合理的权利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在一个学校统一的大架构内充分放权，让最接近实际的层面做与之相关的决策。合理的绩效激励机制不仅包括对个人的激励，也要包括对院系的激励。
对此，中国大学校长们说，借鉴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营造学术环境，注意发挥学术民主和教授的活力，是现代大学保持知识创新优势，充满生命活力的重要原因；行政系统是大学管理不可或缺的组织构成，管理就是服务，行政系统要充分、有效地为学校的学术系统服务。英国大学里著名的导师制，使学生们能得到教授们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细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