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企业管理的唯一激励办法，就是以经济报酬来激励生产，只要增加金钱奖励，便能取得更高的产量。所以这种理论特别重视满足职工生理及安全的需要，同时也很重视惩罚，认为惩罚是最有效的管理工具。 麦格雷戈是以批评的态度对待X理论的，指出：传统的管理理论脱离现代化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来看人，是极为片面的。这种软硬兼施的管理办法，其后果是导致职工的敌视与反抗。他针对X理论的错误假设，提出了相反的Y理论。Y理论指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融合的观点，与X理论相对立。Y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一般人本性不是厌恶工作，如果给予适当机会，人们喜欢工作，并渴望发挥其才能； 多数人愿意对工作负责，寻求发挥能力的机会；
能力的限制和惩罚不是使人去为组织目标而努力的唯一办法； 激励在需要的各个层次上都起作用； 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人类广泛具有的。
因此，人是“自动人”。激励的办法是：扩大工作范围；尽可能把职工工作安排得富有意义，并具挑战性；工作之后引起自豪，满足其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使职工达到自己激励。只要启发内因，实行自我控制和自我指导，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就能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需要统一起来的最理想状态。
X理论把人的行为视为机器，需要外力作用才能产生，Y理论把人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其行为不但受外力影响，而且也受内力影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
荀子却认为人生之为恶，不管其有生之年是善是恶，人的本质就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
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认为：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原始属性，自然本能；而善——仁义礼智信——是后天教化的社会属性。“伪”在这里不是指虚伪，而是“人为”，就是教育。他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人都好色贪利，趋吉避凶，贪生怕死。如果顺从人的本性，就会为了个人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就会奸贼当道而忠臣不再，就会淫乱不止而礼义消亡。因此荀子主张教化，更主张法治，用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制约人的恶德。
评：错。一是否定、排斥人性善、爱人利他的一面，把人性与人性中
的自爱利己等同起来；二是夸大人性中自爱利己有害社会和他人的一面，抹杀其有利于社会和他人的一面。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那么入耳。其实，就如同性善论并不能使人自动行善一样，性恶论的含义也并非准许人随意作恶。性恶之恶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所本来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它，回避它。荀子的做法只是没有回避它而已。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直指人的本性，较之孟子的多方论辩更具有“因人情”的一面。孟子的学说是以性善论作为开端的，但是却以诋距杨墨作为结束。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性恶论并非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法家是最强调国家秩序的，而法家的人性论理论基础则是毫不隐讳地承认利己，承认性恶。
荀子主张性恶论，是因为战国时期不仅承袭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混乱。而且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爆发，统一趋势愈加明显，可谓“尚力”竞争的时代。战争的残酷，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使人感觉到人性的可恶。具体在个人，争夺权势、尔虞我诈更是层出不断，人性的丑陋暴露无疑。这种种现实给人的感觉，人性不是善，而是性本恶。所以，荀子根据此说，主张“隆礼重法”。法家韩非据此推行“法治”和严刑峻法，以严加管教。可以看出，人是靠不住的，必须用制度和法律来制约。这就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提供一种理论基础。西方也是认为人性恶，认为人有“原罪”，后来的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思想，就是防止专制和腐败而设计的治国方略。而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是从另一个路径引发思考，看到世上种种丑恶，而希望推行仁政，消除战争，对和平以及美好未来的向往。实际上也是对“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现象的批判。
4、性有善有恶论
代表人物：周代的世硕，汉代的董仲舒、扬雄、王充，唐代的韩愈等。 此说认为人的本性中既有善的成份，也有恶的因素。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说：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 扬雄：主张人性善恶混杂。
认为人性由阴阳两气混合构成，它既不是纯善、也不是纯恶，由善恶混合构成，这是阴阳之气所决定的。人性善恶混杂，因而人的为善为恶，便在自身学习修养。曰：“学者，所以修性也。”认为学习就是修养善性。
王充：性本自然的思想――“三品说”之倾向萌芽。
万物和人类的本性是自然的。在天地之间生活的人，本身也是自然万物的一个种类，因此，其本性的自然性质，与万物没有什么差别。而因为万物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人性也是有差别的，就象人才有高有低，命有贵有贱、土有黄赤黑、水有清和浊一样，人性是有差异的，它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善恶都有，有的善性多一些，有的恶性多一些，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
王充还认为人性可改变。因此，他强调教育与修习，使人去恶为善。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淄，不练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异质性也。”
王充强调对恶者也应 “教告率勉”，用礼义道德来慢慢感染教化，就可以使恶的人逐步向仁义善行方面转化，这是王充性三品与董仲舒性三品的一个重 要区别。
董仲舒则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之说附合到人道之说，形成所谓天道人道观。他说：“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衽，与天道一也。”认为人的本性与天是一致的，有善有恶。 人性三品说：
（1）“性三品”说由董仲舒发端。
性三品指人性有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
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有性情，阳者成人之性，阴者成人之情。阳仁阴贪，故性善情恶。但情包含于性中，故人性既非纯善，亦非纯恶。又由于阴阳的比重不同，人性彼此就有了等级区分： 一是情欲极少、不待教而自善的“圣人之性”。 二是情欲横流，虽教而不能为善的“斗宵之性”。 三是有情欲，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的“中民”之性。
真正可以称为性的，是生有善质待王者教化而成善的中民之性。“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霄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诲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春秋繁露？定性》)他的性三品说的提出，表明人类对主体自身的观察已进一步深入。 （2）荀悦明确提出“性三品”说。
他肯定生之谓性，强调性情相应。指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无恶；扬雄曰人之性善恶浑；刘向曰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同上)他认为这些探讨中，只有刘向的“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的说法是正确的。仁义好恶都是人的精神心理活动，是性的内容。所谓好，是性的喜好取用；所谓恶，是性的厌恶舍弃。只是人的好恶表现在外，所以才叫情。实际上，情也从性产生，其根本在性。他还强调，好利好义，都出于人的本性。选择义还是选择利，还是两者兼取，这是出自本性需要而进行，只是“义胜则义取焉，利胜则利取焉，此二者相与争，腹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义也。” 他认为，按照人类性情善恶的差异，可以分为三品，即上品、中品、下品。他强调，如果象孟子说的人性皆为善，那么该不会有四凶；如果象荀子说的人性皆为恶，就不会有三仁；如果象告子说的人性无善无恶，那么，文王之教一样，又怎么会出现周公管蔡之别呢?如果象杨雄主张的人性善恶混，则说是上智有恶而下愚有善了。“性善则无四凶；性恶则无三仁人；无善恶，文王之教一也，则无周公、管、蔡；性善情恶，是？苕？无性而尧舜无情也；性善恶皆浑，是上智怀恶而下愚挟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为。” （3）韩愈：性分三品
韩愈对性三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三品的划分标准。他认为人性有五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其中仁是核心，统摄其他四个方面。三品的区分，就看性中所含的仁及义礼智信的比重。如果性以仁为主，又能统摄义礼智信，这就是上品；而既违仁，又悖于义礼智信，这是下品；仁不少有，但有所偏，而义礼智信杂而不纯，这是中品。而且，韩愈并不否认上善下恶的可变性，认为“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品畏
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同上)上下之性尚且可变，那就更不用说可上可下的中品之性了。韩愈的性三品说是人性三品论中最完美的形态。
评：性三品论是错误的。夸大三种人所具有的人性在量的多少方面的不同性，抹杀三种人所具有的人性在质的有无方面的共同性，从而得出三种人的人性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三种不同的人性，他们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人。
评儒家性有善有恶论：
性善恶论避免了“性善论”光看到好的一面的缺陷，同时也避免像“性恶论”那样，走到光看到坏的一面的另一个极端。性善恶论也确定了人性内善恶的内因，因此避免了“无善恶论”缺少内因的问题。
有善恶论也避免了“善恶一体论”那种否定善恶并列共生性可能的缺点。
性善恶论基本上是对人性的最妥贴的描述。因为人性论讨论的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只要能够简单地证明善恶的存在，问题就解决了。简单地说，人性内确实本来就共生着善和恶的因素和观念。比如，婴儿看到父母就会笑逐颜开，这就是知恩报恩的一种善的表示。但是当看到生人就会哭闹，这就是恶的表示。人是有求生的本能和欲望的，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就会损害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