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肯。明清时期，徽州被称为“程朱厥里”，朱熹说：“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则退也。”①徽州节烈妇数之多，从某一方面来说，便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砒砺”的结果。
在发掘的徽州文书中，有很多的文书是围绕丝绢分担问题展开的。从隆庆年间到万历初年，徽州府发生了一起“丝绢分担纷争”。这一重要事件在《明实录》中有记载。万历六年七月丁已条：
刑部复应天抚按胡执礼等题称：11婆源县民程任卿藉称丝绢加派不堪，要欲分派休、祁、婆、黔、绩五县，鼓煽生员汪时等十五名，聚党胁迫官吏，逼求申豁，几欲作乱。程任卿允宜拟斩，其余或拥众抗官，或乘机图利，各拟编遣行枷示如律。”得旨：“各犯聚众殴官，敢行称乱，程任卿、汪时着监侯处决、余依拟发遣发落。”于是该抚按官会议：“以丝绢复归款县，则旧制不变，五县之民既各输服；以岁办均派六县，则政体公平，款县之民亦无累。今后，将徽州府人丁丝绢折价六千一百四十五两三钱，复归款县，其歙县均平岁办等项算多银二千五百两，仍令款县纳五百三十两，余者，休、婆、祁、黔、绩五县摊之。”报可。②
万历六年十二月己丑条云： 池州府犯人张思道等七人，犯强盗得财罪，先是奉旨处斩，而御史耿名世以称冤，监侯请。上以名世宽纵废法，降一级调外任。或谓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惫学疏怜居正，滴为民，归婆源。会款民与婆、休五邑争丝，得激变。居正阴挤悬学，拟旨索宦族主使甚急。名世不从，遂有是贬。③
《明实录》中记载的程任卿，就是《丝绢全书》的编纂者，婆源人，当时身份为生员，他被视为“激变”的主谋者而被判处斩刑。从《明实录》看，他虽然是死囚，但却不是“斩立决”，而是“监侯处决”。这些记载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丝绢分担纷争”这一重要事件。
在《明实录》中对徽州地区史料的记载远不止以上这些，如有必要，我们也可以辑录出《明实录》中徽州史料。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出版。
《神宗实录》卷七七 《神宗实录》卷82
二、淮河流域的史料
《明实录》对明代淮河中下游流域各个方面的史料均有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代淮河流域历史的认识。
明初统治者对淮河流域的经略。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元末明初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民多逃亡，城野空虚。”①，整个淮河流域处在一种“十室九虚”②的状态。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对社会下层的贫寒疾苦和要求有比较切身的体会，所以，建国之始，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者就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垦荒、重视兴修水利、移民屯田、镯免赋役（在前文安徽经济部分中多有叙述）及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等。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发达、社会稳定使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也减少到最低程度，从1351年到1450年的100年间，《明实录》中的早涝灾害记载仅到10次，平均每10年才发生一次，远远低于这一地区早涝灾害发生的平均频率。
明朝中后期淮河流域的衰老。政治上，淮河流域的宦官势力比较活跃，明武宗时期凤阳守备太监倪文、邱得要求扩大所辖势力范围得到武宗诏许。③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屯田
制遭到破坏，大多被权贵兼并，正统八年，命刑部右侍郎薛希琏往直隶凤阳府所属清理田粮。救谕之曰：“近闻凤阳府地方有等豪强、官军多占田地，各立庄业，诏引逃亡无籍小人耕作，有一家至千余亩不纳税粮，有司不能禁治。”④景泰三年九月户部奏：“南京锦衣卫等卫屯田旗军，多在应天并直隶庐州、滁州等处地方屯种，递年夺占民田，不纳子粒，”。⑤景泰四年五月诏巡抚直隶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官、民田。先是，正统中户部会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改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然民田多系官毫占据，莫能究竟，其弊仍旧。至是郁以为言，户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滞者，执治其罪⑥。随之而来的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现象。嘉靖十四年，淮河中游的宿州甚至出现了税粮五倍于原额的现象。就是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县，人民除了繁重的赋税压迫外，还要承担各种额外盘剥。人们不堪忍受，大量农民为摆脱困境，被迫携家带口，四处流亡，出现“户耗者十之七计，口耗者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下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③见《明武宗实录》卷十九、一五九 。《太祖实录》卷一五六 ⑧《英宗实录》卷二二。 ⑥《英宗实录》卷二二九
十之九”，而“民通而征存，则户存者赋重，口在者役繁”，其结果又成“必散之势”。①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各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茶地爆发起来，成化末年凤阳、陈州等地流民率先揭开明代中期淮河流域农民起义的序幕，他们攻入霍邱县城：“劫掠努藏，执缚县官，民庶骚扰。”②此后，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人心动荡，水利失修甚至荒废，社会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大大下降，各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现以明代万历时期（1573-1620）为时间段来看《明实录》中记载的淮河流域（安徽段）自然灾害。
表三：
┌────┬────────┬─────┬─────────┐ │时间 │地点 │灾种 │资料来源 │ ├────┼────────┼─────┼─────────┤ │万历3年 │淮、扬、凤、徐 │水灾 │《神宗实录》卷41 │ ├────┼────────┼─────┼─────────┤ │万历7年 │寿、徐等十二州- │水灾 │《神宗实录》卷64 │ ├────┼────────┼─────┼─────────┤ │万历8年 │凤、淮、扬 │水灾 │《神宗实录》卷103 │ ├────┼────────┼─────┼─────────┤ │万历13年│淮安 │地震 │《神宗实录》卷158 │ ├────┼────────┼─────┼─────────┤ │万历13年│凤阳、灵璧 │大潦 │《神宗实录》卷162 │ ├────┼────────┼─────┼─────────┤ │万历16年│凤、淮、扬 │水灾 │《神宗实录》卷208 │ ├────┼────────┼─────┼─────────┤ │万历17年│凤、淮、扬 │水灾 │《神宗实录》卷216 │ ├────┼────────┼─────┼─────────┤ │万历19年│凤阳 │地震 │《神宗实录》卷240 │
├────┼────────┼─────┼─────────┤ │万历21年│凤、淮、扬 │水灾 │《神宗实录》卷256 │ ├────┼────────┼─────┼─────────┤ │万历21年│霍山、霍丘 │大雨 │《神宗实录》卷262 │ ├────┼────────┼─────┼─────────┤ │万历22年│凤阳 │大潦 │《神宗实录》卷275 │ ├────┼────────┼─────┼─────────┤ │万历23年│凤阳、淮安等 │大水 │《神宗实录》卷288 │ ├────┼────────┼─────┼─────────┤ │万历30年│泅州 │水灾 │《神宗实录》卷377 │ ├────┼────────┼─────┼─────────┤ │万历33年│凤阳 │大风雨 │《神宗实录》卷409 │ ├────┼────────┼─────┼─────────┤ │万历38年│淮安 │飞蝗 │《神宗实录》卷484 │ ├────┼────────┼─────┼─────────┤ │万历39年│淮安 │飞蝗 │《神宗实录》卷484 │ ├────┼────────┼─────┼─────────┤ │万历40年│凤、泅、淮、徐 │蝗、旱、雨│《神宗实录》卷493 │ └────┴────────┴─────┴─────────┘ 天启《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七
第三章《明实录类鉴.安徽J匕半斗月卜》史利.价位分析
┌────┬─────────┬──┬─────────┐ │万历45年│凤阳 │地震│《神宗实录》卷557 │ ├────┼─────────┼──┼─────────┤ │万历47年│扬州、凤阳、淮安等│大旱│《神宗实录》卷586 │ └────┴─────────┴──┴─────────┘
从上表统计来看，频繁的自然灾害，是明代万历年间凤阳的普遍现象。现存地方志《凤阳新书》也有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1589-1621），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6次，平均5年多一次①。《明实录》的这些记载比《凤阳新书》记载的还要详细些，从史料内容来看，《明实录》的这些记载可与地方文集的记载相互补充。史云“凤阳十年九荒，非早则雨”②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③。自然灾害使得凤阳农业经济出现了萧条衰落之状，“原野弥望而戟然拱木者，古荒也；人烟冷落而鞠为茂草者，近荒也。”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袁文新、柯仲炯于泰昌元年领导了凤阳以推广区田法为中心的农业综合改革。这一局部地区的改革终究没有挽救淮河流域的经济，在天灾和人祸并发的情况下，淮河流域的经济走向了崩溃。
第三节 聚集众多的安徽历史人物史料
安徽是明王朝的发源地，许多明朝的开国功臣在《明实录》中都有记载，.71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炳文父子、郭兴、郭英、周德兴、郑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孙惜、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费聚、顾时、唐铎、马世熊，幕僚李梦庚、单安仁、郁新、郭景祥等都是凤阳人，其中汤和、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些在《明实录》中亦有记载。以
朱元璋为例来看，《明实录》对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的文献史料记载。
从《明实录》的文献记载来看，朱元璋是一个多侧面的人物。朱元璋在军事上谋略非凡，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
朱元璋注意延揽人才，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太祖实录》卷8云：“今四方纷扰，民困涂炭，予思英贤有如饥渴。方当广揽群议，博收众策，共成康济之功。”如冯国用、陶安、李善长、汪广洋、朱升、刘基、宋镰、康茂才等，无论
①天启《凤阳新书》卷四，《星土篇第一》
。天启《凤阳新书》卷四，《星土篇第一》 。天启《凤阳新书》卷四，《国费篇第三》 ④天启《凤阳新书》卷七，《外篇》
儒士、武人，只要有见识为己所用，均予优容。原池州学正朱升给其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康茂才提出的“且战且耕”，保证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等，对朱元璋的顺利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元璋的许多政策体现了他以民为本和重农的思想。农民出身的封建皇帝朱元璋，既明白“四民之业，莫劳于农”①，又清楚“农为国本”，国家全部经费要靠农民承担，所以，朱元璋很重视农民的利益，在实践中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垦荒、兴修水利、镯免赋役、严惩贪官污吏。让农民安居乐业，达到“百姓足而后国富”的目的。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朱元璋凤阳人，起兵于临壕，转战于太平、宁国、广德、镇江等地，立东吴政权于应天（南京），又以应天城为国都。这些地方是他兴王之地，他能够削平群雄，得有天下，实于这些地方百姓的支持分不开。他多次对兴王之地进行镯免。《明实录》中的记载特别丰富，洪武十六年谕曰：“五郡为兴王之地，其民输忠效劳，助联居多。今天下太平，务使之各得其所，故数免税粮，少酬其劳。”②洪武二十九年诏曰：“联定天下之初，军国之需皆取给太平、宁国、应天、广德、镇江五府州县，联既富有天下，思与尔民共享康宁，然犹虑恩施有所未洽，民力有所未苏，是用镯尔今年官民田租，以称肤酬劳之意。”③为此朱元璋在即皇帝位以后，多次对兴王之地进行镯免。吴元年正月，因太平、应天、宣城诸郡是渡江开创之地，于是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处租赋一年。洪武元年，免应天、镇江、太平、宣城、广德税粮。二年，曰：“联自渡江，首克太平，定都建业，其应天、镇江、太平、宣城、广德实为京师辅翼之郡，军需钱粮，供亿浩攘。联每念之不忘??再免应天、镇江、太平、宣城、广德夏秋税粮一年。”④洪武三年三月下诏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赖于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资于民力。??应天、太平、宁国、广德、滁州、和州，联兴师渡江时资此数郡以充国用，致平定四方。联念其勤劳，未尝忘之。仍免其今年夏秋税粮。洪武四年二月，免太平、镇江、宁国府今年田租。洪武五年冬十月，是月镯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诏曰：联乘群雄鼎沸之时，率众渡江，定都建业，十有八年。其
《太祖实录》卷二五0
《太祖实录》卷一五四 《太祖实录》卷二四六 《太祖实录》卷三八
间高城垒、深壕堑、军需造作，凡百供给皆尔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济我时艰，民力烦甚，联念不忘。天下一统今五年矣，虽尝镯其四岁租税，然犹未足以报前劳。是用申伤有司，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今年合征秋粮，除粮长顽狡不盖仓及科敛困民者，本户之粮不免外，其余尽行镯免。十一年八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广德诸府州秋粮。十三年
五月诏告天下曰：联以菲德托于万姓之上，奉天勤民，于兹十有三年矣。间者，宰辅非才，肆奸乱政，联思创造之艰难，念生民之不易，按法诛之，恐陷于不义者，于心未安。昧于知人，实联之过；上天垂戒，联甚惧郡。可大赦天下，??太平、镇江、宣城、广德、滁、和今岁夏秋税粮免其征。十四年十月，全免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五郡全年秋粮，官田减半征收，民田全免。十六年五月，令再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税粮。十七年七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官民田租之半，寻又免五府马草。十八年又诏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田租。二十四年七月，令全免应天等五府今年民田之赋，官田则征其半。二十八年九月，免直隶应天等五府秋粮。二十九年八月，免太平等五府田租。朱元璋重视科学文化，兴办学校、科举取士，收揽和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他的“八股取士”制，实际上是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的范围内。朱元璋是一个十分重视法律的封建皇帝，他从做吴国公开始，在位三十多年，在立法和司法上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四编《大浩》，在全国颁行《大明律》。从具体的法律条令和各种案件来看，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既有“野蛮残暴”的一面，又有宽以待民的一面，这些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又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以上简单的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明实录》中记载的安徽文献史料。即《明实录类纂·安徽史料卷》在地方史、区域史和专题史方面所体现的文献史料价值。从《明实录》（或《明实录类纂·安徽史料卷》）对安徽史料的文献记载，我们也可窥见《明实录》对历史文献记载的广博、全面。《明实录》中还详细地记载了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医药、灾异等各个方面的史料，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明代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包罗宏富，体大精深，对于研究明代历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衡量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除著述本身的学术思想水平外，对于所记载的历史文献是否广博、全面、真实，亦是重要依据之一。张舜徽说过：“《明实录》??是明代汇集各种史料而纂成的国史长编。不仅详细记载了最高统治者的言行和大臣们的业绩，更包括了一代政令法制、职官科举、人口丁壮、钱粮财赋、封疆建置、军备征战、外交封贡、文化典籍以及自然灾异等各种历史资料。”①谢贵安在《明实录研究》一书中这样写到，《明实录》以政治史实为主要内容，以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医药、灾异等各个方面的史料作为它的外围圈层，从而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明代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包罗宏富，体大精深，对于研究明代历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史料价值。②黎邦正黎明在《〈明实录〉的修撰及史料价值评估》一文中也列举出《明实录》史料价值的优点十种，认为《明实录》的内容包罗万象，是研究明代文化.的宝库。③
《明实录》的文献史料是非常丰富的，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对《明实录》分类编纂的前景仍十分宽阔。
①张舜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②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③黎邦正、黎明《明实录的修纂及史料价值评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古籍整理研究专刊》。
第四章 《明实录》的学术价值总结
第一节《明实录》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实录一词，最早见于扬雄《法言》：“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