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迁，曰：‘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注称：“应助曰：言其录实事。”由此可见，所谓“实录”，就是记事不失其实的意思，不搀杂个人的好恶。用来论史书，则是对史家直笔品德的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被封建史家尊为史书的典范，扬雄、班固对他的这个评语，也一直被封建史家奉为修史的圭皋，因此后世便有人以“实录”名史了。作为实录体的史书—《明实录》，记事也基本上能做到据实直书，保持了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李国详、杨昶在《明实录》及其整理概述（序言）里说，平心而论，《明实录》所记史事、所录材料，既有宫廷和政府各部门的档案作为依据，又有史馆编纂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为底本，尤其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般都有准确的记录，因此，其史料价值自然较一般记载为高。
谢贵安在《明实录研究》一书中从七个方面总结了《明实录》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第一，《明实录》是实录体史书，它的内容多半属于中性史料，《明实录》的性质和内容特点决定了它大面积和基本上保持直书的面貌。第二，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给了“直书”以合法地位，这是《明实录》赖以保持实录和直笔的法律依据。第三，受过良好正统教育的《明实录》的编纂者，常常犯颜直书，使该书在许多敏感部位都保持了直笔。第四，正直的史臣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乘机据实直书。第五，在据实直书的精神感召下，正直的史臣以秉笔直书为己任，常能与其他史臣尤其是权臣的曲笔行为作斗争。第六，即使令史臣颇为棘手的帝王事迹，也由于某些继任皇帝对前任不满而怂恿史臣揭其丑行，从而出现直书局面。第七，明代史臣在处理记述对象时，也常常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加以考订。《明实录》中据实直书的地方占了绝大部分，在“秉笔直书”史德的感召和国家制度政策的允许下，史臣将“据实直书”的原则不同程度地贯彻到每一部《实录》之文献的瑰宝史料的渊数—《明实录》史料、学术价位研究中。《明实录》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成为其主要属性，它的直书面与曲笔面相比，占了绝对的优势。《明实录》之所以具有文献学价值主要在于《明实录》保持了其史料的权威性。①
第二节 文献学方面的意义
《明实录》是明代史料的渊数。无论官修的还是私修的，几乎所有关于明朝历史的正规史料及史书，都离不开《实录》。明人所修的明史著作如谈迁的《国榷》、余继登的《典故纪闻》、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查继佐的《罪惟录》等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明实录》；清人所撰写的明史著作如张廷玉等救撰的《明史》、夏燮的《明通鉴》、谷应泰的《明史纪世本末》等其史料基本上都来源于《明实录》。又《明实录》保持了其史料的原始性和严肃性，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校勘其它文献或者史籍，都被列为主要依据。前人在这方面已经有过较多的经验和体会。本文试图依据自己阅读，进一步举例说明其校勘和考据方面的功能。
一、校勘方面的功能
《明实录》的校勘作用之一，是校正据此成书的其他明史著作。《明实录》的记载比较原始可靠，后来的史书转引次数越多，文字记载越容易出差错。用《明实录》来校正，往往使错讹涣然冰释。
关于明初的役法，《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记载为：“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太祖实录》卷三十中洪武元年（1368）二月有明确的记载：“乙丑（二十四
日）命中书省议役法。上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省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三府计田三十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九顷，出夫如田之数。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
这说明明初“计田出夫”的役法，最早发生在洪武元年，而不是朱元璋“吴王”时期。
查《明会要》卷54食货二引《昭代典则》也作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 0谢贵安：《明实录研究》445-45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会要》卷54食货二“力役”条：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命中书省定役法。于是省臣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又谕省臣曰：‘民力有限，而摇役无穷。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己者，暂借民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悉罢之。”，而《明史》把此事系于朱元璋为吴王时，恐有误。
清修的《明史》中，《明实录》被利用的痕迹比比皆是，但是往往有很多篡改。所以可以利用《明实录》，参照其他史籍来订正《明史》之讹误，例如《明史》纂修者在翻检材料时，时间上有很多明显错误，某月内根本无此干支，而竟说某月此干支之日发生了某件事情。属于这类错误的很多，现仅就本纪中所见的列表如下：
表四：
卷数 1 原文 （至正二十二年二月）辛未，降人蒋英杀金华守将胡大海 17 （嘉靖三年）冬十月己卯，户部侍郎胡瓒提督宣大军务。 壬辰，无己卯。 是月朔日干支 辛丁丑朔，无辛未 考订根据 据《太祖实录》卷一0，《国榷》》卷一，“辛未”为“癸未”之误。 据《世宗实录》卷四五，《国榷》卷五三，《明史稿》卷一四，“十月”为“十一月”之误。 18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 乙丑，倭犯通泰。 壬申朔，无乙丑。 《世宗实录》卷0八，《国榷》卷六一，“二月”为“三月”之误。 据《世宗实录》卷四四四六，“癸丑”为“二十九日（壬午）”之误。 18 （嘉靖三十七年）夏四月癸未，辛巳应在癸未前。 振辽东饥。辛巳，倭分犯浙江、福建。
├─┼───────────┼────┼───────────────┤ │18│（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 │甲戌朔，│据《世宗实录》卷四六六，《国 │ │ │辛亥，谕法司恤刑。 │无辛亥。│榷》卷六二，“辛亥”为“丁亥”│ │ │ │ │之误。 │
据《世宗实录》卷四五八，《国榷》卷六二。 18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癸丑，把甲寅朔，无癸丑。 都儿寇迁安。 ├─┼───────────┼────┼───────────────┤ │21│（万历三十六年）六月乙 │丙辰朔，│据《神宗实录》卷四四七，“乙 │ │ │卯，南歌大水。 │无乙卯。│卯”为“己卯”之误。 │ ├─┼───────────┼────┼───────────────┤ │21│（万历四十五年二月）辛 │丙申朔，│据《神宗实录》卷五五五，“二 │ │ │未，镇抚司却官，狱囚久│无辛未。│月辛未”为“三月辛未”之误。 │ │ │系多死，大学士方从哲以│ │ │ │ │请，不报。 │ │ │ ├─┼───────────┼────┼───────────────┤ │21│（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壬 │丁巳朔，│据《神宗实录》卷五七四，“八 │ │ │辰，辽师乏晌，有司请发│无壬辰。│月壬辰”为“九月壬辰”之误。 │ │ │各省税银，不报。 │ │ │ └─┴───────────┴────┴───────────────┘ 以上所举主要是《明实录》校正《明史》的个别具体事例。学术界用《明实录》来校正明代其他史籍错误的著作很多。山东大学黄云眉的《明史考证》，主要依据就是《明实录》。
二、考据方面的功能
《明实录》是明代史料的渊源。我们在发现他史不全或遗漏讹误时，可以用《明实录》来补正或考证。为了说明问题起见，还是举例说明吧。
例一，《明史》记张献忠，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恺恺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家。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奖数十下殿，奖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 545, 812；弘治四年，口53, 281, 158；万历6年，口60, 692, 8560《明会典》卷十九：记载万历六年全国人口也不过60, 692, 856，四川布政司也只有人口31020730《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以①《明史》卷309《流贼传·张献忠》
下表中所列便是明代历朝户口的总平均数，亦均不超过6700万。
表五：
┌─────┬──────┬───────────────────────┐
│朝代 │
├─────┼──────┼───────────────────────┤
│太祖朝 │58,323，933 │明太祖实录卷140及214所载洪武14年及24年数字平 │
│ │
├─────┼──────┼───────────────────────
│
│人口
│资料来源
│均
┤
│成祖朝 │ │ │ │
├─────┼──────┼───────────────────────┤
│仁宗朝 │52，083，651│宣宗实录卷12载洪熙元年数字 │ ├─────┼──────┼───────────────────────┤
│宣宗朝 │51，468，284│宣宗实录卷23, 34, 49, 60, 74, 85, 97, 107, 115│ │
├─────┼──────┼───────────────────────┤
│53，165,705 │明成祖实录卷15, 26, 37, 49, 62, 74, 86, 99, │
│ │111，123, 135，146, 159, 171，183，195, 207， │ │ │219, 232, 244, 254, 266，仁宗实录卷5所载洪武 │
│ │35年至永乐22年数字平均
│ │ │所载宣德元年至9年数字平均
│英宗朝（正 │52，730,601 │英宗实录卷12, 25, 37, 49, 62, 74, 87, 99, 111,│
│统） │ │124, 136, 148, 161, 173, 186所载宣德10年至正 │
│ │ │统14年数字平均 │
├─────┼──────┼───────────────────────┤
│代宗朝（景 │53，578，081│英宗实录卷一199, 211, 224, 236, 248, 261, 273 │
│泰） │ │所载景泰元年至7年数字平均 │
├─────┼──────┼───────────────────────┤
│英宗朝（天 │54, 325, 757│英宗实录卷285, 298, 310, 323, 335, 347, 360所 │
│顺） │ │载天顺元年至7年数字平均 │
├─────┼──────┼───────────────────────┤
│宪宗朝 │62,361，424 │宪宗实录卷12, 24, 37, 49, 61, 74, 86, 99, 111,│
│ │ │123, 136，148，160, 173，185，198，210, 222, │
│ │ │235, 247, 259, 273, 285所载天顺8年至成化22年 │
│ │ │数字平均 │
├─────┼──────┼───────────────────────┤
│孝宗朝 │52，152,428 │孝宗实录卷8, 21, 33, 46, 58, 70, 83, 95, 107, │
│ │ │120, 132，145，157，169，182, 194, 206，219所 │ │
├─────┼──────┼───────────────────────
│ │ │载成化23年至弘治17年数字平均
┤
│武宗朝 │60, 078, 336│武宗实录卷8, 20, 33, 45, 58, 70, 82, 95, 107, │
│ │ │119, 132, 144, 156, 169, 181, 194所载弘治18年 │
│ │ │至正德巧年数字平均 │
└─────┴──────┴───────────────────────┘文献的魂宝史料的渊毅—《明实录》史料、学术价位研究
┌───┬──────┬───────────────────────┐ │世宗朝│62，594,775 │世宗实录卷21, 145, 269, 392, 516所载嘉靖元年，│ │ │ │11年，21年，31年，41年数字平均 │ ├───┼──────┼───────────────────────┤ │穆宗朝│62，537,419 │穆宗实录卷15, 27, 40, 52, 64所载隆庆元年至5年 │ │ │ │数字平均 │ ├───┼──────┼───────────────────────┤ │神宗朝│56, 305, 050│神宗实录卷379载万历30年数字 │ ├───┼──────┼───────────────────────┤ │熹宗朝│51，655,459 │熹宗实录卷4, 17, 42, 66, 79所载泰昌元年，天启 │
│ │ │元年，3年，5年，6年数字平均 │ └───┴──────┴───────────────────────┘ 上图依据《明实录》参考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65改编而成（P200，甲表65。明代历朝户口、田地的总平均数）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史诸臣，又为何不顾及《明实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
例二，明史卷192《张种传》中记载：“张种，字习之，憧川人。正德六年进士。??世宗即位，诏罢天下额外贡献。其明年，中都镇守内官张阳复贡新茶。礼部请遵诏禁，不许。种言：‘陛下诏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将窥测朝廷，玩侮政令。且阳名贡茶，实杂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极。愿守前诏，无堕奸谋。’不听。宁夏岁贡红花，大为军民害；内外镇守官在任，率贡马谢恩。种皆请罢之。帝虽是其言，不能从”。这段文字主要记载张种犯颜直谏，要明世宗嘉靖皇帝遵诏书所言，停止“复贡新茶”与“宁夏岁贡红花”，明世宗“不许”、“不听”、“不能从”，仍要进贡的事实。 但《明史·张种传》记载的这一事实，却与《世宗实录》卷十二的记载完全不同，《世宗实录》嘉靖元年三月癸酉条：“初，诏昌禁额外贡献。凤阳守备、太监张阳复进贡新茶。给事中张种言宁夏所贡红花及镇守总兵官到任贡马谢恩，皆非令甲宜罢。礼部覆议：宜遵诏一切禁止如种言。上是之。”这段文字记载说明了明世宗采纳了张种的谏言。 是《明史·张种传》笔误，还是《世宗实录》之曲笔？编修于明代的宁夏地方志中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嘉靖宁夏新志·土贡》中记载：“国朝岁贡红花、马。任土作贡，王制之常，岂以厉民，但马之为贡，犹易为力：惟红花，岁役数千夫始竟其事。所贡止五百斤，其织染之资固不藉此而足，人实不胜其困。嘉靖元年，给事中张翀悉其弊，奏止之。迄今人以为便。 保存于宁波天一阁的《嘉靖宁夏新志》，编修于嘉靖年间，是当时人写当时事，其真实性是较强的。特别是《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的宁夏人对停贡红花的反映，迄今人以为便，最具说服力。这说明《明实录》的记载与地方志的记载是一致的，《明实录》记载的真实性还是很强的。
例三，在《明史》卷304《宦官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