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情系新中国航空工业
中南海西花厅两次重要会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急需大量的作战飞机来夺取制空权。可是，当时国内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于是，尽快创建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1950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这两次重要会议决定了中国航空工业后来的命运。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沈鸿和刚从东北调到北京的段子俊等。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创建中国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发展道路，以及争取苏联援助问题。会议通报了朝鲜前线的战况和战场形势：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志愿军后续部队、作战物资和后勤保障等均受阻，形势非常严峻。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空军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自己的飞机来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
经过连续几番紧张热烈的讨论，最后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强调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实际出发。
中国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急需修理。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亿多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修理厂时，就要考虑到日后转变为制造厂的安排和部署。同时，要和苏联谈判，争取他们帮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周恩来的总结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方针、原则和步骤。
会议最后还决定，派出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成员的代表团赴苏，与苏联谈判援助中国创建航空工业问题。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还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细致地嘱咐：“这次赴苏谈判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规模要搞小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作战。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还很穷，搞大了没有力量。我国航空工业没有基础，谈判时原则上依靠他们，一定要争取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把航空工业建立起来。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
接着，周恩来又与何长工商谈了在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临别时，何长工风趣地问周恩来：“我这个代表团团长权力有多大？”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是全权代表，你说的话算数。”
为了使航空工业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进而落实周恩来确定的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方针，航空工业局与苏联顾问一起研究制订了一个方案，其主要内容为：计划用5至8年时间，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15比斯（后改为米格-17埃夫）。该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后不久，周恩来便主持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的问题。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讨论，认为该计划基本可行。最后，周恩来在会议总结时，对有关落实工作的细节问题作出指示。他说：“我同意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年产3600架飞机了。但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底订货问题，和在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还要先给苏联发个电报，请他们给予考虑。” 在谈到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时，周恩来明确答复：“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至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员等问题，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差不多够了，我准备拿出60亿斤。另外，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也是需要的。”
会后，将讨论修改的新方案上报中央和军委。不久，毛泽东就批准了这一方案。 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情况
1951年元旦刚过，何长工就率领代表团乘一架伊尔-12
飞机前往莫斯科，执行争取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特殊使命。在北京西郊机场临登机前，前来送行的陈云对何长工说：“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意即中财委要着手筹措一大笔外汇，支持建设航空工业。
何长工紧握陈云的手非常自信地说：“那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然后，他转身登机，在机舱门口与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1月8日，中苏正式开始谈判。
苏方参加谈判的是以维辛斯基为首的，包括外贸部副部长柯瓦利、航空工业总设计院院长波依索夫以及国防部、航空工业部的代表在内的7人谈判委员会。谈判由维辛斯基领导，日常谈判由柯瓦利主持。由于中国代表团事先同维辛斯基经过沟通，并取得了“战前”的胜利，所以正式谈判开始后，就直接进入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正题。参加谈判的大多数苏方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都很明确，那就是积极赞成帮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所以，谈判从一开始，就不再是原先计划准备谈的要不要援助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而是直接洽谈怎样援助中国及援助什么的问题。
在后续的谈判中，主要是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围绕着这些问题，中苏双方又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
关于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方针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方的方针就是周恩来提出的先搞飞机修理，后搞飞机
制造。按照这个方针，苏联的援建项目不仅仅要考虑修理的问题，而且要从长计划，并考虑将来的制造问题。因此，中方要求苏联在帮助建厂时，就要在整体布局上做通盘考虑，同时还要为将来的飞机制造做好准备。但是，由于苏联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方的这个“两步走”方针很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搞自己的航空制造业，需要飞机及器材，只要向苏联订货就行了。这次谈判只谈修理问题，至于制造问题，以后再说。面对这一僵局，中方代表团一再解释和说明中国航空工业建设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毫不妥协，据理力争。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赢得了苏方理解。最后达成包括修理、制造在内的全部工程由苏联包下来的协议，并决定待协议正式签订后，苏联即派8名顾问和100名专家来中国帮助援建工作。 关于修理的规模问题。这个问题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由苏联帮助中方修理发动机2000台、飞机5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米格-15、图-2轰炸机、雅克-11、雅克-18和拉-9、拉-11等），以解决抗美援朝战场急需；建设规模确定为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初步先改扩建6个军工厂。在这次谈判过程中，代表团又适时提出请苏联派一列修理列车来华的建议。这种列车也叫列车工厂，有35至40节车皮，工作人员在车上食宿。车上安装有车床、实验设备和小型发动机试车台，并带有较齐全的零部件，能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中小规模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