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上前给周恩来打伞时，他连连摆手说：“还有那么多人没打伞，也别给我打伞了。”
经过视察了解，周恩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强调指出：“当前计划调整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四句话，只有退够才能更好地前进。”他在讲话中还指出：“尖端要有，也要加紧搞常规武器。”并讲：“过去由于高指标产生过矛盾，现在就不能再订高指标。” 这两次会议之后，航空工业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整风运动和质量整顿工作，并很快纠正了偏差，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取得新的成效。
“文革”期间，航空工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一阶段，航空工业系统企业领导班子基本瘫痪，许多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被撤销，质量管理制度废弛，生产和科研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航空产品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对航空工业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非常痛心。他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尽最大可能避免和挽回“文革”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
1969年4月12日，针对航空工业产品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空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开会。他在会上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410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
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航空工业部门的领导解释说：“现在有的工厂正在逐步恢复检验制度。”周恩来听后越发生气地说：“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该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不是废弛。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 周恩来在抓航空产品质量问题上，历来是坚持原则、旗帜鲜明的。
不久，“文革”导致航空产品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全面暴露，尤其是歼-6飞机更为严重，工厂先后积压了572架飞机。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能出厂，飞机厂变成了“养机场”，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援外飞机。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焦急。仅在1971年底，前后连续6次针对歼-6飞机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1972年12月11日，周恩来接到空军某师发生的一起事故报告后，给叶剑英、李德生写信说：“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6分两批援外的40架和31架，再派人（会同沈阳112厂）赶赴现场（浪头、和田），移交前进行必要试飞，然后再请对方也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方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须调换，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随后，周恩来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航空工业部派人到工厂实地检查，看究竟有多少已生产的歼-6飞机能符合援
外的质量标准，并要求一定要保证援外飞机的质量。他同时指出：“不合格的飞机在国内使用也成问题，必须对此作出结论。”
面对航空工业的现状，周恩来非常忧虑。12月18日7时，周恩来看了浪头现场检查组发回的电报后，立即批示：“歼-6飞机40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17.5%。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吗？！” 随后，周恩来又委托叶剑英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会议期间，周恩来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质问：“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同时强调要求：“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把常规武器搞好，要精益求精。还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12月26日下午5时，周恩来在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余秋里等人的陪同下，在军委会议室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恩来严肃地说：“你们相互自我批评就好。我们自己生产500多架飞机，人家说我们是第三空军大国。飞机事故这么
多，我们怎么向党交代？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 叶剑英补充说：“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讲的‘精益求精’的要求，回去一定要抓好质量，首先要抓好设计、工艺、材料这三大方面。”
在接见即将结束时，周恩来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使国防工业赶上去，三机部力量很强，人的因素第一，积极努力搞好，再不能走弯路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力排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尽最大努力纠正偏差，从而使中国航空工业又逐渐步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