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一致认为不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当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接着，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听完汇报，周恩来当即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我们，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毛泽东听完情况汇报后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随后，中国派出以刘亚楼为团长，丁仲、徐昌裕为副团长的15人赴苏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飞机事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谈判。
这次谈判与引进米格-17和米格-19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那时，中苏关系还很友好，虽然两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没受到多大影响。尤其是民间交往还很密切，中国总是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而苏联人民也愿意真诚地帮助中国搞建设，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前几次技术引进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眼下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导致两党关系破裂，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家关系。因而这次谈判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为了了解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情况，中方代表团提出要参观米格-21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厂。可是，苏方以各种借口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代表团人员参观。刘亚楼终于震怒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们不看飞机，不看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厂，怎么买飞机？！”
在这种情况下，苏方才同意中方部分人员分别参观了高尔基飞机制造厂和莫斯科发动机制造厂。
由于这次谈判是在极为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自始至终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在第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谈判苏方可能会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并就此事向国内汇报。对此，周恩来专门请示了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淡淡地一笑说：“既然苏联专家、顾问已经撤走了，也就不必再回来了。”
周恩来立即回电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21飞机。”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既坚决又果断，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代表团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心里便有了底。在后续的谈判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于取得谈判成功。
1961年3月30日，双方达成协议，并在莫斯科签订了引进协议及合同，但中方不同意苏联再派专家来中国。在代
表团回国的飞机上，刘亚楼气愤地说：“以后再不来谈判了，真受气！下一种飞机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制了。” 1962年10月23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正式批准仿制米格-21飞机，定名为“62式”飞机（1964年11月4日，全国统一飞机型号时改为歼-7型飞机），并把仿制工作列入1963年的飞机生产计划。
歼-7飞机结构复杂，共有2万多个零部件，近200项新结构、新工艺和新材料。尽管如此，飞机设计人员和有关技术人员，敢于创新和攻克难关，自行编写全机工艺规程1.8万多份，自行设计和制造工艺装备2.16万套、各种实验设备177项。
新一代战机的引进和试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62年6月，周恩来前来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并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企业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并着重研究了新机试制问题。
1963年9月，歼-6飞机试制成功。这是在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的情况下完全由中国自己试制的，标志着中国已进入独立自主仿制超声速歼击机的新阶段。从此，中国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行研制开发的道路，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超声速作战飞机的国家之一。在歼-6飞机批量生产并装备部队之后，中国又把目标瞄向了具有世
界先进水平的第二代战机。
1965年11月28日，国产歼-7飞机（0002号）总装完毕，随后转到试飞站进行试飞前的各项地面测试。1966年1月17日，中国制造的第一架歼-7飞机由试飞员葛文墉首飞成功。
力排极左错误思想的干扰破坏
在“大跃进”运动和极左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航空工业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 特别是试制的“东风-103”和“东风-102”两种飞机都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引起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60年5月10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这次《军委常委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的缺点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 为了挽回“大跃进”运动给航空工业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坚决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机部于1962年6月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紧接着，国防
工委又于1962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恩来都参加了，并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
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周恩来重点作了五点指示：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
6月13日，周恩来在参加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之后，专程来到112厂视察。在视察过程中，周恩来深入总装车间现场，关切地询问新型飞机试制的进展情况。总工程师高方启向周恩来详尽汇报了工厂整体生产情况。周恩来还特别关注试制新型飞机所需的原材料和成品件的供应状况，并询问能不能供应得上。当他得知绘制歼-6飞机模线用的钢板是进口冷轧板时，立即转身对秘书说：“给鞍钢打个电话，问一问他们能不能生产。”周恩来希望生产歼-6飞机的材料和器材全部立足于国内，以免将来受制于人。下午5点多钟，天下起了小雨，但是他仍然坚持步行到机械加工车间视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