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他还有一个癖好，那就是用几乎他的全部收入购买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已如他所愿，全部归了国家。他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
赵萝蕤在文章最后说：“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现在考古所的同志们常常想念他，并为了整理他的遗稿作了不少工作。梦家该可以瞑目了吧。”
作为《纽约客》杂志的记者，PeterHessler 是个好事者，他下功夫采访了不少陈梦家的亲友，听到的故事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确实另有“爱情故事”，那女子是一个电影演员或者是京剧演员，也有人根本否认，譬如陈梦家的小舅爷、赵萝蕤的弟弟就说得很干脆：“从来没听说过。”
网上却流传着一位家在京城外的朋友提供的故事：据他的一位友人相告，她曾读到陈梦家的一首爱情诗，就去问赵萝蕤，是否为她所写？赵萝蕤当即否认：“他怎么会为我写呢？是写给孙多慈的。”因此这位朋友判断，假如陈梦家真有所谓“生活作风”问题的话，并不是她（按：孙多慈，又名韵君，1913年生，是徐悲鸿的女弟子，也是其恋人之一。孙小姐于1949年前去了台湾）。
资深记者谢蔚明先生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陈梦家与赵萝蕤》一文，其中交代赵萝蕤的晚年信息道，“文革”结束后，我重操旧业开始编辑《文汇月刊》。到京组稿时，打听到赵萝蕤教授晚年的住处，原来她与陈梦家共同生活的钱粮胡同旧家（这套私宅是陈梦家在完成了其甲骨学巨著《殷虚卜辞综述》后，用稿费购买的，据说也是招致小人眼红妒忌的致祸之具），早已作价交公。
谢先生自述初识陈梦家，是在他转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之后，当时他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做记者，两个单位的地址相距很近，因到考古所采访而相识。他说：“这位著名诗人、考古学家在交谈当中，给我的感觉是，他热情洋溢，诗人气质感动了我，因而一见如故。我们交往的契合点，是中国戏曲文化，从此交往增多”，至于他在1957年的惹祸：
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本意是在争鸣，符合?双百?方针，他做梦也想不到和毛主席的?宏文?同一天见报（陈文于15日刊于《文汇报》，同一天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同时见报——引者注），成了?唱对台戏?。党组织对这位党外大学者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就召开批判会。
主持会议的是文化部副部长、学者郑振铎。这是罕见的批判会，自始至终在和风细雨中进行，大学者郑振铎口口声声的?梦家先生?令人感动。在这种场合，我与梦家无法交谈，只能通过眉目致意，这次批判会是他与我最后一面。世事茫茫，难以逆料，主持批判会的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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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铎于次年因公乘飞机失事遇难，享年六十岁。陈梦家在?文革?狂风恶浪卷起那一年撒手人寰，年仅五十五。郑、陈都是国宝级人物，过早地离开人世，实是国家重大损失……
赵先生晚年在中国美术馆后街一所旁门住宅里定居，在她接待我的宽大的室内，我看到大批明代家具，不知是钱粮胡同梦家收藏的全部还是残存的部分，我回忆不起来。人事沧桑，触景生情，陡增感慨。1998年元旦，赵萝蕤教授在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据姜德明先生披露：“冯亦代先生得病前告诉过我，赵萝蕤先生晚年有件快乐的事：她把东城钱粮胡同的旧宅交给公家，得了一笔回报，借此去欧洲做了一次旅行。当年我曾去过那套四合院，欣赏过陈梦家先生搜访来的明代家具。我为赵先生晚年的这趟欧洲之旅感到欣慰，不知道她此行是否写有笔记。如果有的话，当又是一组优美的散文。”
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在子息上无所生产，因此晚年的赵萝蕤才长期与其弟赵景心一家，居住在中国美术馆后街22号旁门的赵氏故居里。逝者已矣，可是人间的非理性，还在继续着荒诞的故事??
1999年3月24日，据《中华读书报》记者李颖《名人书信流落潘家园》中的报道，在赵萝蕤去世后没几个月，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就神秘地出现了赵萝蕤及其丈夫陈梦家的书信，开价达数十万元之巨。
那是1998年2月，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借修平安大道之机，想把包括赵氏故居在内的那一带四合院铲除之后，兴建一座商业大厦。此时距离赵萝蕤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她生前的许多东西，包括藏书和来往书信等等，都还来不及清理。于是，赵景心一边为保留四合院奔走呼吁，一边着手整理内务的工作。
由于赵萝蕤遗存的东西很多很乱，而当时的形势又非常紧迫，仅仅依靠年老体衰的赵景心、黄哲夫妇俩的力量，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好根本没有可能。加上他们对灰尘、霉斑之类的东西都很敏感，所以就从外地请来了一个朋友帮忙。凡是那些整整齐齐的藏书、书信，都留下来继续保存；凡是那些破破烂烂、零零碎碎的纸张、纸片，就让保姆用箩筐装着当废品给卖了；这些“废品”让保姆先后卖出去好几箩筐。他们在清理中还发现了陈梦家在“文革”期间的一本日记，就用火给烧掉了。
赵萝蕤的弟媳黄哲对记者说，“当时实在是被逼得太紧，为了搬家，我们把能扔的都赶快扔掉，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仔细看那些东西。”现在那些书信再值钱，也跟我们赵家没什么关系了。
当记者告诉她，那些被他们视之为“废品”的书信曾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大量出现时，黄哲并不感到惊讶：“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这事，我们有位朋友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曾从一个女人手中买过赵萝蕤和陈梦家的书信。后经这位朋友辨认，这个女的就是我们家的沙保姆，但沙保姆坚持说她只是把那些‘废品’以八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附 近一个收破烂的，她从没去过潘家园，也根本不认识我们那位朋友。”而事实上，这位朋友花了数千元钱从她手中亲自购买了赵萝蕤和陈梦家写于建国初期的约40封书信。
事实上，据潘家园一位摊主作证，确曾有一个保姆模样的人，把一位“姓赵的女翻译家”书信用麻袋送来求售，当时大约有500来封，其中包括与闻一多、朱自清、胡适等名家的书信，开价数十万元，后来因卖主抽走了胡适等人的书信，就有摊主认为所余书信不值此数，便没有成交。这批书信在出现过不下五次以后，在潘家园神秘地匿迹了。
（五）
2003年圣诞节前夜的北京，一个狂风呼啸的日子，一位研讨和思考陈梦家先生生平甚深的学人，忍不住自己的满腔郁愤，开笔纪念起陈梦家先生来。 他以“潜行者”的名义，在网络上发表议论道，“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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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试问49年后的古史学界，有谁能在三个领域中都做过系统研究、留下经典著作？有几个人能够形成一条完整清晰的治学脉络？）”
因陈梦家是不堪政治迫害和人格凌辱而死的（按：有关陈梦家的死因，一说是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伪装成自缢身亡的样子的。据说赵萝蕤曾将她丈夫被打致死的真相，私下告诉过我国考古、文物界的一些老人；2001年５月台湾印行的《历史：理论与批评》第二期上有周永珍《我的老师陈梦家》，文中也说她的老师是被人打死“含冤逝世”的，并不说是自杀。那么，被栽以自杀之名，可能缘于1966年8月24日，被蛊惑的北京“红卫兵”丧心病狂地向社会名流施暴时，陈梦家曾悄然写下遗书，但因当日吞服的安眠药量不足而未能致死。十天后，陈梦家死于非命，时年55岁——对此死因问题，史学界至今持以“存疑”态度），因此遗下的《流散在北欧及加拿大的中国铜器》两集、《战国帛书考》等书稿甚多。多年前，中华书局已经开始编辑出版《陈梦家文集》。
有鉴于“陈梦家悲剧”的悲剧性，“潜行者”深刻指出：
悲剧人物往往是将所有的极端都集于一身。正因为陈梦家的才情之高、学问之好、人物之风流潇洒（我初见陈先生晚年照片即叹为古史界少有的?美男子?，后来又见到30年代他在燕京时与赵萝蕤的合影，真是学界绝无仅有的绝配，连梁思成和林徽因也难比），他后来的遭际之坎坷、结局之悲惨才更令豪杰扼腕，为之仰天长叹，忿忿不平。
从我目见耳闻的一些零星材料看来，造成他悲剧的根源是他的诗人气质与极权制度的冲突。他不能容忍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又天纵英才、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另外他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却生性吝啬，不好结交朋友，人缘比较差。这一切即使在今天都很可能断送一个学者的前途，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更是足以致人于死地……
“潜行者”抒写至此，不由得浩叹一声：“这不仅是陈梦家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有人作文披露，陈梦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被惩以“降级使用”。他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种田、踩水车等。他的妻子赵萝蕤因受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1960年，因得夏鼐关照，他被借调到甘肃整理刚出土的“武威汉简”，在兰州呆了两年。六十年代初期，政治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也爆发了。于是：
1966年8月，老?运动健将?陈梦家被揭发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的那18间房；所谓作风问题，据揭发者言，陈梦家作为解放前的新月派诗人，生活放荡，进入新社会拒不改造，与考古所某女有染。其实此女是陈梦家亲手教过的学生，后来由官方指定她协助陈梦家工作。而所谓的?学术问题?，更是欲加之罪了。
在那个?红八月?，陈梦家被揪出来接受批斗。烈日当头，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潜行者”则说，现在我们不用花太多唇舌去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陈梦家了，因为他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他是戴着“帽子”死去的，当时他是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人同情他。我可以想像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与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之间也产生了裂痕”，能不叫人万念俱灰？
——难怪当年三联书店编辑约请赵萝蕤写一本十万字的有关陈梦家的书，她觉得自己“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有什么好写的呢？”难怪她在回答姜德明写一写陈梦家的动议时，那信中的口气是那么的淡然甚至漠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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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梦萝之恋”而至“燕园仙侣”，由“联大唱随”而至“芝大比翼”，二十年的欢爱濡沫，却不能抗拒十年时政所施予的人格扭曲和社会精神分裂。世像的残酷，人间的无情，时代的荒谬，真是莫此为大了！
年仅五十五岁的陈梦家，是在“文化大革命”狂风恶浪掀起的“红八月”余波中，撒手人寰的。“潜行者”解读道：
在我们这个国家大概很少有人明白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能轻易放弃的，那就是人的尊严。陈梦家为了维护尊严而死（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再让人把我当猴耍?），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叹息。
他死后，夫人赵萝蕤先生精神分裂，直到?文革?结束才逐渐恢复，但是这场遭遇给她的心灵留下终身难以愈合的伤口。据说前几年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先生商量，赵先生先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又伤心的大哭不止（当我听说这件事情时，只觉得心中一阵阵绞痛）。
如今赵先生也已长作古人。漫步在今日的燕园，有谁还会记得这里曾经生活过这样一对神仙眷侣？在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在上个世纪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一些我们民族历史上最难得、最珍贵的人？他们，连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风姿，他们的遭遇，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被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遗忘的民族，渐渐淡忘。 也有识者评说道：“陈之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人物风流潇洒，才子佳人，又恃才傲物，自视甚高，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极权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品题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之类的，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这是陈梦家在1929年1月所作的《一朵野花》。
三十七年后，精神横遭时政折磨、肉体倍受小人凌辱的陈梦家，终于被迫抛掷了“上帝给他的聪明”——他再也听不到任何温柔的还是怒号的风声了，甚至连“梦”也不会再有了；他的生命，犹如那朵野花般在荒原里坠落了，坠落在了1966年9月3日的那个秋夜，永远不再向人世间盛开，更不向太阳发笑??
（六）
一个曾经在温室中成长长成的阳光女生，一个有幸接受了二十世纪上叶中最上等教育的优雅女史，一个不曾因人世的暴虐而改变其温良蕙质的大家闺秀，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哲学，熬过了那黑暗时世的呢？那段一度失却常规的精神脉络，又是如何修复过来，在理性世界里继续遨游的呢？简言之，一个女人是如何应对那个无人道、非人性、反人类的时代的？
1982年，赵萝蕤的万言旧作《美国〈迷人之乡〉四日记》，刊登在上海《文汇月刊》第八期上。据约稿人谢蔚明先生的读后感：“作者以日记形式叙述四天来所见所闻，读来如身临其境，文笔的细腻优美，反映出作者文字功力非凡成就，令人倾倒。”
1994年，满头白发的赵萝蕤应《光明日报》编者之请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我这个八十出头的老妪近日在读些什么书呢？当然逃不出我的职业范围。时间已很宝贵，必须每天抽出两小时来阅读我刚刚收到的精装的1984年纽约大学版的惠特曼《笔记与尚未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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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共六大卷??我的职责不是研究原稿原样而是熟读正文，增加我对诗人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理解，正文当然是最宝贵的部分。”
那是1944年，她还是一个才过而立之年的翩翩少妇。在《我们的文学时代》一文中，她用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话总结着文学的本质：“是人类灵魂的表现，一国的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表现，个人的文章就是他个人的灵魂的表现??把文学纯粹当作技艺与消遣来看的文学，早该算不得是真正的文学，文学应该在人类的‘心理建设’上占最重要的一席。”
再前溯四年，还在家居昆明平政街做一名家庭主妇的时候，她应宗白华先生约稿，在《艾略特与〈荒原〉》一文中，她就用“浮滑虚空”四个斩钉截铁的字，显示了自己的人生见识：
什么叫做?浮滑?，什么叫做?空虚?？也许世界万物尽皆浮滑虚空，而且有大多数人正觉得越浮滑越空虚越美越好。我可以试用一个恳切而实在的譬喻：浮滑就是没有用真心实意的胆识，而尽量的装腔作势；空虚，便是心知（或不知）无物，而躲闪于吹嘘。浮滑到什么程度，空虚到什么程度，必须那身知切肤之痛，正面做过人的人才能辨得出深浅。而艾略特最引人逼视的地方，就是他的恳切、透彻、热烈与诚实……
读书，多读“有字书”，多读比较好的中外小说、散文和诗歌；还须多读“无字书”，无论是听音乐、看戏，还是参观博物馆和随处旅行观光??这也许就是赵萝蕤应对多舛命途、孤寂人生的重要法宝，也是其才学人生的真谛。
有关文学鉴赏的经验，她在1983年第1期《英语世界》上发表的《多读点文学作品》中曾予表述。她在文章中语重心长地说：“想把英语学好，总得多读点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得付出一定的辛勤劳动，把作品读得透一点，不光想着图快，图省力”，“知识像海洋，给自己定下过多的狭隘界限是不智的，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很有必要区别良莠，有所选择，才能从中汲取最大的教益”。她指出：
哪里有什么脱离内容的文字呢？不充分理解内容是无法欣赏它的表达方法——即文字的。反过来，对文字只是泛泛一读，也不可能充分接受其内容。
因为文学作品往往有极丰富的生活内容，而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好的作品还往往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读了不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还能极大地提高鉴别能力与表达能力……
当一个人的眼界开阔了，知识增长了，对于文学作品的鉴别能力“极大地提高了”，那么一时的名誉利禄，固然没有什么不能抗拒的；一生的艰难险阻，就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了。赵萝蕤以自己的学识追求，摒挡了“浮滑虚空”的昙花般的人生，更成功地拯救了自己的后半生。
——“冬天保我们温暖，大地/给健忘的雪盖着，又叫/干了的老根得一点生命??”（赵萝蕤译《荒原》诗句）将近八十年前的燕大“校花”，以文学娱己、著述终老的知识人生，给予后来者一个重要的智慧启迪：“红颜易逝，文学不老，读书女子生命之春常在。”
十八个字的谕示，千金不易。这十八字，不妨象征花季少女的十八载命途。 这十八个字，是由一位千金小姐的知识人生萃取出来的人生智慧；在这花季少女的命途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三顶倾城难买的金冠，也是其成功人生至要的三个里程碑——最后的“燕大校花”、曾经的“芝大哲学博士”和永远的“北大西文教授”。
赵萝蕤，标志着一个知识女性可以达到的理想生命刻度。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着开启女生人格圆满通衢的那扇“希望之门”。1998年元旦，赵萝蕤教授在北京寂寞谢世，享年八十六岁。
据1999年3月24日《中华读书报》记者李颖报道：“赵萝蕤一直存放于家中的书信，在其身后不久就频频出现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位摊主透露，曾有一位‘姓赵的女翻译家’的书信被一位保姆模样的人用麻袋送到潘家园来出售，开价数十万元。这批书信出现不下五次”，“大概有五百来封，其中包括与闻一多、朱自清、胡适等人的书信”，而其中的二百余封为当代收藏家方继孝所收藏。据其对王世襄先生说，包括“清华、北大同时、朋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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