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文（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笔名之一）在附录于本书后的《才学人生——“燕大校花”赵萝蕤》一文中评介说：“??这是一个智慧的才女所持的价值观，她醉于‘纸’而不迷失于‘金’。”[4]
1948年，赵萝蕤回国后担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被调遣到北京大学。在“文革”浩劫中，她的父亲和丈夫都被划为“右派”，自己也经常被要求作检讨。1966年，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其丈夫陈梦家含冤去世，为此赵萝蕤在心理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巨大的打击，从此孑然一身。同为翻译家的巫宁坤在《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一文中谈到此，也是满纸辛酸言：
我知道她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嘴唇不时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她的脸色立刻变色，质问我：?你要让我犯病吗？?我后悔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认识到，这么些年来她形影相吊，不定受到过怎样的梦境的煎熬。哪怕一个詹姆斯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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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女主人公，也不可能以如此的勇气和尊严承受她的苦难。
虽然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但好在劫难过后，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并且不曾放弃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继续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赵萝蕤投入到研究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作品中，经过长达12年的研究，惠特曼的经典诗歌集——《草叶集》于1991年在中国出版中译本。
刘树森在附录在本书后的《赵萝蕤与翻译》一文中谈到赵萝蕤翻译惠特曼作品的情形时说：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治学或翻译都是不可想象的。……面对《草叶集》这部开创了世界现代诗歌新纪元的伟大作品，年近古稀之年的赵萝蕤将自己在?文革?十年中蒙受的痛苦和不幸臵之度外，以极大的热情与顽强的毅力投入工作，尽管她的视力已经下降到0.1度，而且仍担任教学工作。研究与翻译这部作品，使赵萝蕤前前后后倾注了十二年的时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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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
1991年，适逢芝加哥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赵萝蕤应邀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母校，以研究与翻译惠特曼为题发表演讲。芝加哥大学为表彰在各自学术领域中取得杰出成就的八位校友，特颁发“专业成就奖”，赵萝蕤名列首位。1994年，她又荣获“中美文学交流奖”和“彩虹翻译奖”。
赵萝蕤教授的一生虽然坎坷，但她始终以一个乐观者的姿态去直面人生。要真正全面了解这样一代才女，还须去了解贯穿于她人生经历始终的读书、治学，须埋首于她的著作中。但是世人所读的、所知道的多是她的译著，殊不知这位才女也写过大量的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杂文诗歌等文章。陈子善早在2009年8月发表在《新京报》上的《记忆中的赵萝蕤先生》中，就谈到了赵先生在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上的造诣，他认为，“以赵先生的诗名和文名，应该有有心人来搜集整理她的作品，编辑出版并加以研究。”[7]
本书收录赵萝蕤教授的五十六篇文章，包括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杂文诗歌等。其中十七篇来自“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纪念馆”珍藏的手稿，二十七篇来自赵萝蕤生前整理自存的报刊剪辑文稿，加上十二篇编者检索各种数据库所得的文章，所收篇目与其《我的读书生涯》一书均无重复。笔者以为，赵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在岁月的消磨中，不曾被读者所淡忘，在于其文章朴实而不失细腻清新的魅力。
故土依依，乡情眷眷
因为战争和“文革”的关系，赵萝蕤先生零散发表于报刊的很多杂文、散记都丢失而无法找回。然而，我们要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这位文学女史，她那些量少而质高的散文也一定是不可绕过的主题。庆幸的是赵萝蕤胞弟景心、景德、景伦三位先生为湖州师范学院“赵紫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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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萝蕤父女纪念馆”捐赠了部分遗物，其中即包括赵萝蕤教授的部分散文手稿和作品剪报，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读书生活散札》集结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
姜德明在2000年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忆赵萝蕤教授》中说到，“赵萝蕤先生的散文数量可能不算太多，她是属于那种吝用笔墨的人。翻译风格主张直译，写作文风淡雅朴实，没有多余的废话。但充满了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的分析、观察。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她为文的真诚。”[8]而在其为数不多的散文中，以描写乡土风情者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本书中即收录了大量描写乡土风情的散文，可谓是该书的一大亮点。相比学术性和专业性更强的文学评论性文章，读者从赵先生这类作品中可更真切地体会姜德明所说的“文风淡雅朴实”和“为文的真诚”。
赵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其家庭多在各处流转。也正因为如此，少有的乡村生活让她感受到了难得的纯净和美好。因此，赵先生在享受那份美好之余，也留下了大量极具乡土风格的散文作品，其中时时透着她对乡村生活的迷恋。
《棤庐记》一文记载的是赵先生在南岳衡山一个半月的生活，她在这里受到屋主旷先生一家的热情招待，再加上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幽雅，以至于让她觉得这里的“家”近乎就是她在十岁作文中写了几十遍的“家”。因此，这一个半月的生活，使她在乱世中感到了少有的欢欣和愉悦，字里行间都透着幸福和满足：
在自己十岁作文之中实现了真的理想的茅屋的梦，那种幸福非同小可。早上棤树的小鸟喳喳叫，太阳照进来，坐起来就有镜子对人笑，有时看见自己两只手，平放在和平的被浪上。只要天气好，太阳也无不好。屋后的山泉潺潺的响，又可冲洗岩下的青菜蔬田，又可以洗衣捣被。枯树的瘦骨头刚刚晒衣服，老天的文明真有不可测的深奥。[9]
一直到临走以及之后的岁月中，赵先生一直都对“棤庐”恋恋不忘，因此她将和“棤庐”稍有相似的位于龙泉的住处复命名为“棤庐”，但是她自己也感到龙泉远不如真正的“棤庐”：
在我们这六年逃难的生活中，最可恋念的是只住了三个月的南岳的棤庐，而在后来的三五年中，又以最近的这半年，能够又重复近似的宁静：因也把这远不如前棤庐的寄寓也名之为棤庐。棤树已非，代以三四棵尤伽俐树守卫着大门，旷嫂子已非，代以一日三顾的厨下。[10]
在享受乡村生活的同时，赵先生也时刻不忘读书，而在读书和家务劳作之间发生冲突时，时常发生不少趣事，而尤以涉及到下厨做饭、吃饭的事情居多。在《一锅焦饭 一锅焦肉》中，她记载了刚到云南自己开火做饭的情形，因为没有厨子，忙了一上午，最后却只吃到一锅焦饭和一锅焦肉；《棤庐记》中多次提到和旷嫂子一家等人一起择菜、做饭、欢宴的情形，让她难以忘怀；《浙江故里记》祖母在西厢的厨房以及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使她不能忘记的珍贵记忆；《龙泉杂记》里面琐碎的景和人，更是离不开吃饭诸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专写《厨房怨》一文，对自己忙于厨房事物，结果做饭、读书两者兼顾不得的情形进行了生动的记述：
最后决志偷空。在饭未熟时看一章——饭焦或章缺。在油未沸时，缝两针——油焦，锅黑，或来回奔视。在菜未烂时写一段——菜糊，水干，或写作半句。汤不等开，先吃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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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汤干，来回奔驰，饭冷。
读之，不忍让人开怀一笑。然而，在赵先生辗转各地，品尝各地的风味美食时，却时时还在寻找故乡的影子，借食物而感怀故土。
在外流荡了多少年，甜头的鉴别带来了多少不同的情绪。离开原地万里之遥，而吃到那地方的类似的东西，就不免怀念到那地方，有时甚至因怀念那地方而想吃那地方的东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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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吃了那东西就回了那地方似的。
我们大多数人又岂不是这样呢？身处外地时，当面对各种美味佳肴时，是不是潜意识里会希望这些菜肴是自己思恋已久的家乡味呢？若偶尔能吃上一顿正宗家乡菜，那种满足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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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
作者平淡的文字，一吐自己的思乡之情，相信也调动了很多人心底的情感。她的乡土散文并没有太多女性多愁善感的气息，更多地透着淡雅、坚毅与乐观。她往往都是从寻常小事或普通景物中，悟出人生的道理。笔者窃以为这既源于她父亲给予她的良好家教，也源于她天赋的慧根和哲理性：
我觉得一切悲伤事结果都是最大的喜事，一切泪珠恨海在世界的喜剧场中都是些美丽的点缀，珍贵的纪念，活泼的教训，经验的演进。即使淹没无闻，落泊终生，命耳。生还是照样生，和谐还是一样和谐，一两个小我，换取数千万大我，或数千万小我换取一两个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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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大喜的事。所以我对于悲观者永远怀着疑惧。
既然注定要面临各种艰难险阻，倘若总是在那些“泪珠恨海”中无法自拔，而不去乐观面对，那又怎样能逃离苦难呢？赵先生个性鲜明的乐观主义作风，又使她心中常存真诚与博爱。每每读到这些文字，总会感到惊异，是怎样的际遇将如此宏大的情感凝聚于一个“文弱”的女子身上，继而爆发出蓬勃的力量呢？
可是赵先生却绝不是个大而空的人，她有着真真实实的细腻的感情，这些感情藏在她对故土的热爱和思念里，只是这“故土”在她看来亦是广博的——或是苏州，或是北平，或是浙江老家，抑或是这中国地上的任何一片黄土。她曾寄乡情于食物中，在各地流荡时特别注意研究厨艺，以求寻找故乡的味道。“我想在十分寂寞，极度怅惘时藉那区区的舌头回一转苏州，上一次北平，好像还在那旧时的家里一样。”[14]她每到一处，总是会比较当地和故乡的不同，她在昆明时写到：
这里刮风扬土很像北平，四合院红漆门也像北平，但是这新的北平不比那旧的真的北平。新的固然使人新的活，但是旧的写着更深更切的一叶历史，没有历史，人不会有。正如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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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也不会有我，只有天天呻吟想回老家去了。
这真真切切的情感，便在朴实无华、不多一句废话的字句里彰显出来，竟让人仿佛同她一起怀念起那“旧的真的北平”来。可北平还不是赵先生真正的故土，所以在《众生》杂志刊载这篇书信时，她还于文前增补了一首小诗：
中国的国土，
就单只是土，令人神往！ 土地和人，永远不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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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不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该睡在坟墓里了。
赵先生祖籍浙江，也出生在浙江，但却在浙江待过的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州和北平。大概是年少时，居住的地方多了，看见所谓“思乡”、“乡愁”就头痛，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却愈加思念家乡，所以对故乡的感情也常常见诸于笔墨。因此，在《浙江故里记》中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土的怀恋：
浙江是我的出生之地，像花草树木，虽已高可摩天，倚山之阳，旁水之滨；但它的生之源，还在本土。天可拟其孤高，水可拟其扶苏，却只有黄泥黑土给它生命。因此我常常想念那默默无闻的浙江省××县，××镇上的一所旧屋，便是我怀恋的情绪之所寄。[17]
这篇散文可谓是将赵先生对人物、生活、景致的细微体察发挥到了极致，文中对浙江故里所发生过的点点滴滴的记录，细致入微，融情于理。虽然数度的回家人事日非，但光景还是依旧，赵先生记忆中的那些景象更是不变不灭。
从“祖母是个有洁癖的人。在曾祖母范，她的婆婆死去后，就把旁院接着西厢的厨房废弃不用，而在西厢里亲自监督造一座三眼柴灶，粉刷得雪白炫目??”，到“十年后祖母已经死去，西厢却仍旧。??还有西窗下的天落水缸，小天井里那种着芍药的花台，和花台石洞里传了三代的克蛇乌龟”；再到“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我和母、弟为避难而重又回到家乡。??我们看着舅家豆米成堆，粜出粜进，有时爬在米屯上用升斗量来量去，捣出捣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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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18]等等，像是用摄像机把那些日子完完整整地录了下来，或是随时能再回到记忆里去重活一遍。尽管因避战乱而重归故里，让她感觉像一个失败的英雄。但家乡的一草一木仍是她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一盏酱油泡虾米，一碗蛋炒饭，萄花磁碗底里露出一只蝴蝶，这些，又加上钻过无数的桥洞，多少河边的镇市，菱湖，善琏，塘栖，德清，这些熟悉的名字，像那个久已离别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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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过的罗袜绣襦一样，使我渴望再亲近那过去的，或已长逝的尚余的方泽。
自古文人总爱寄情于山水，好似只有面对大自然，才能一抒心中千百种的情怀。赵先生所迷恋的乡土风情，不仅包含着天然纯净的景色，还有乡村民众所积累下来的淳朴民风。正如她自己所说的，“乡村景物自古以来，已成定论；而且永不受时光的改变。”[20]在赵先生的眼中，可能乡村自古就有着不同城镇的魔力，一直紧紧地吸引着她。尽管在她所认识的人中很多人觉得乡下人坏，然而，她却不以为然。“然我确认为乡下人的坏的总和加起来是远远赶不上城里人的。”[21]
这一份对故土乡情的眷恋之情，溢于笔端，读之动容。相信读者从本书中读到此类散文，会认识一位在翻译之外性情更真的赵萝蕤。
译笔余墨，尽显才情
如果说赵先生乡土风格的散文主要是其“情”的流露，那么本书中所收录的诗歌、杂文、文艺理论研究性文章则表现的是她身为作家、翻译家的“才”。这样一位才情兼备的女子，却总是默默无闻地，将她的“才”和“情”都付诸笔墨中。
诚然，赵先生主要的学术阵地还是在于英美文学翻译，本书所收录其关于英美文学评论的文章只有若干几篇，如《纪念美国诗人朗弗罗》、《能深爱亦能深恨的威廉·布莱克》、《狄更斯与<美国杂记>》、《小诗见精神——读卞之琳译威廉·布雷克的小诗》等，编者实则是想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赵先生的才学人生。赵先生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已是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不是本书所能全面揭示的，更不是笔者三言两语所能道尽的。因而，笔者更愿意以此书为导引，去窥探赵先生在诗歌、杂文等方面的才情。
诚如薛冰所言：“赵先生其实不仅是位翻译家，还是作家和诗人，对于文艺理论也有研究??创作与翻译不同，没有凭藉，也就不受约束，所以更能见出作者的文采风流。”[22]。可见，赵萝蕤在英美文学翻译之外，还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文采风流”。
赵萝蕤的先生陈梦家是一位“新月派”的诗人，师从闻一多、徐志摩，后来又研究中国古文字学，造诣颇高。陈梦家曾自言赵萝蕤在中国文学和西洋文学方面的造诣都很高，文学造诣比他不知道高出多少。陈子善则认为赵先生是富于诗人气质的，她的诗具有现代诗风，含蓄亲切，意味深长。本书中收录了若干赵先生所作的新诗，读者从中可窥一二，试看她所作诗歌《情与知》中的一节：
有了情，知更切， 有了知，情更热， 比如我知道你，仰慕你，
爱你，庇护你， 如我自己的故里似的， 一草一木，一门一窗， 都系住了我的情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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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情。
直白而富有律动感的句子中，又有着对立统一的哲理性，让读者对“情”与“知”有着无限的思索。本书还收录一篇赵先生赠给陈梦家的诗歌《更生》，这首诗作于正值抗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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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938年，全诗记载了她途径北平、南京、南岳、云南等地的所见所闻，满含对祖国安危的忧虑，同时也是夫妇二人在战乱互相鼓励、相互扶持的见证。
除了诗歌，本书还收录赵先生议论人生、时事和关于文学评论的杂文，她用惯有的哲学思维看待事物，文字背后隐藏着丰富的哲理。例如，《官场》一文，她针对官场有组织、有纪律式的刻板生活，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思维，不应该被那些组织和纪律所局限。
不，还有更多的理，使你我都能觉悟，凡一切成败生死，都是无例外的有理的。凡是某某成功，某某倒霉，决不是无故就成功，无故就失败的，就是一个挑粪的发了财也不是掘了金矿的缘故。不，我不信有金矿。即使有金矿，一定要有一副认识金矿的眼，又有一副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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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金矿的兴趣。
其实，不管是乡土散文，还是翻译、杂文等，赵先生始终怀着务实的观点。她倡导大家做一个敢作敢为的乐观者，号召大家要有识别金矿的眼睛和挖掘金矿的兴趣，这些实则都是在呼吁群众要脚踏实地，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未来。她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对于翻译，她注重忠实于原著；对于散文，她注重忠实于生活；对于评论，她则注重忠实于时代，她的作品无一不体现着她的务实。
且看赵先生关于文学评论的杂文，她总是直言不讳，对于自己认同的观点，甚至反复强调，遣词造句直白且犀利，言世人之不敢言，丝毫不受文坛歪风的影响，也丝毫不惧得罪同行。
有许多文章，不论是诗，小说，散文或戏剧，叫人一看就非常难过。那里面充满了私情，媚意，矫作，姿态，铺张，一个欲情蔽塞得发胀的?自我?，简直困制了文学！有些个?我?在设法表现着自己的自满，有些是用艳丽的字眼卖弄着风姿，有些在用自己并未明了的句子掩饰着自己的空虚。有些尽量的在偷东袭西，在借别人漂亮的衣服，盖自己丑陋的身体；在一知半解的抄袭摹拟之下，还要制造出若有其事的自满的神秘。这些自欺欺人的文学事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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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自我?表现的至鄙者。
这一段精辟而有力的文学批评该让多少人自惭形秽地低下头去，但这样的话却少有人敢说。在此，笔者忍不住想推荐一篇题名为《我的文学主张》的网络日志，其中有诸多观点同赵先生异曲同工，其中一段说道：
我记得高中的时候难得听的一节语文课上，黄春老师给我们看一个句子，‘花瓣上的露珠就像天使的眼泪’。他说这情景确实很美，但是说了什么呢？空洞的美是留不下来的。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喜欢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磅礴，文采斐然。但是现在回想，高中古文里面还能让我时时想起并且感动如初的不是当时抄在笔记本上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而是归有光淡然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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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矣?。
我们赞同赵先生的批评和主张，也赞叹她的勇气，然而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人的认知是渐进的，阅历也是需要漫长积累的，任何的艺术创作（书画、音乐等）恐怕都是要经历一个从模仿到自发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对年轻的作家们多一些宽容，耐心地等他们把书读破、把辞藻用尽之后，再把原先那些锦绣文章撕碎。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这便是赵先生的另一个文学主张，概括地说大约就是文学跳脱不了与时代的关系，它要么是当时代的，要么是划时代的，但绝不可是逆时代的：“太平盛世而作悲哀之声，就是‘无病呻吟’，变乱凶险的时代而谈风说月，就是‘靡靡之音’??”[27]
赵先生反对再做旧诗，从中也可看出她十分在意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旧诗早就不必做不该做了，正如凤冠霞帔已不必戴也不该戴。戴是可以的，请在戏台上或化妆游艺会里面戴，在这种场合之下，戴了比不戴更热闹一点。但请务必勿在日常公众场合或严肃的集会里戴，因为这样子戴着，在戴者固然是滑稽梯突，但对那平民而严肃者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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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侮辱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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