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夫妇的信大概有一百五十封，亲友写给他们夫妇的大概有八十封”，以及“陈梦家先生的诗稿、文稿、记录本、照片底片；还有赵萝蕤先生的手稿、日记、家庭支出记录本等”。应方氏所请，时年已高龄的王先生为其拟编著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题写了书名。⑨
至此，话题不能不回到《围城》故事中来了。钱钟书先生是1929年入清华大学，1932年春在清华园与杨绛初识，次年毕业并订婚的。于1935年正式成礼后，他俩同船赴英国留学。这其间，正是“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的沸扬时节，1930年入北大政治系后“名满北京九城”（吴相湘语）的马珏、1932年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燕大中文系女生赵萝蕤??钱先生均不难耳闻而目睹之。因此其创作《围城》时，心目中早该有了一个现成的年龄在廿岁左右的“真正的女孩子”形象：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他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檫，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做样的早熟女人，算不得孩子；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浑沌痴顽的无性别孩子，还说不上女人。方鸿渐立刻想在他心上造个好印象。⑩
而苏小姐对她这位表妹的评论则是：“这孩子人虽小，本领大得很，她抓一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着呢！”“你别以为她天真，她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我总以为刚进大学就谈恋爱的女孩子，不会有什么前途。你想，跟男孩子们混在一起，搅得昏天黑地，哪有工夫念书。咱们同班的黄璧、蒋孟媞，你不记得么？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去了！”11
物质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要是没有对当年的燕大、北大以及清华女生，尤其是“校花”们的品论鉴赏乃至心向往之的现实生活基础，小说家能得此生花妙笔，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钱先生与赵萝蕤的相熟，又显然是史有明证的。吴学昭记述杨绛晚年的回忆片段道：
清华新盖了静斋女生宿舍楼，研究生可以一人一间……不料入冬以后，北风呼啸，席卷着漫天尘土，穿过窗隙，钻入阿季的小屋，桌椅、床铺到处是土，吓得她赶快躲进赵萝蕤的房间，两人做伴，同居一室。赵萝蕤是赵紫宸的掌上明珠，年龄比阿季小一岁，班级高一年。她跳过整个高中三年，由初中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又转入英文系。此时已是清华研究院二年级生。她的导师是叶公超先生，跟叶先生研究英国诗人T．S．艾略特……叶先生听说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清华读研究生，就执意要和阿季见面，看看拒绝和他从妹联姻的钱钟书，究竟相中了一位什么样的未婚妻？叶公超先生要他的研究生赵萝蕤来邀请阿季，请到家去吃晚饭，并请赵萝蕤当陪客。叶先生很会招待。
在宿舍，阿季还是和赵萝蕤交往较多。他们还一起学昆曲……赵萝蕤当时正在恋爱，追她的男生很多。一次问阿季：?一个女的被一个男的爱，够吗？?她的追求者之一、燕京同学吴世昌，从报上读了阿季的《收脚印》后，对她说：?杨季康，你可以与她做朋友。?赵萝蕤最后选定陈梦家为爱友，家里不赞成。陈梦家家境清寒，此时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从容庚习古文字学，住在赵家，生活费需赵萝蕤帮助筹措。赵紫宸当时在国外，本来每月给宝贝女儿八十元零花钱，听说陈梦家的事后不再给女儿钱。赵萝蕤在清华也是优秀生，享有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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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继孝《碎锦零笺：文化名人的墨迹与往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72—76页。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1—52页。 11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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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她每月向阿季借十元，下月还了又借。12
可注意的是，在《围城》中，唐女生也许是整部小说中从未得受作者任何讽墨刺笔的一个可人儿。杨绛在1985年底所写的《记钱钟书与〈围城〉》里说：“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这显然为作者所不取的情节编造，竟然出自作者之妻的郑重建议，真是耐人寻味。难怪夏志清当年评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而杨绛的想法，恰好在无意中为此说法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佐证 ——这个佐证同样包涵了“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围城》结语）
据杨绛描述当年钱钟书的写稿过程是：“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那么，当杨绛读到有关唐、苏小姐和方鸿渐这一段段文字时，想来一定也是相对大笑一过的罢？
四、 应须惜，昙花现，红颜常驻难……
据郭立诚说：“古城里各大专院校的‘校花’，我见过的也不少??李惠年是师大音乐系的，她的男朋友汪德昭是师大物理系的助教，教过我的物理，她也在我们学校兼课教音乐，丽影双双同出同入，看来真是理想的一对”，“如今只记得李惠年是长挑身子，秀丽不俗如水仙花。那位汪老师的脸则剃得白净光洁，后来他们的婚礼曾轰动古城，婚礼照片曾刊登平津各大报??”
“中国交响乐之父”、指挥家李德伦（1917—200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求学期间，曾得李老师亲炙。他在《眷恋“附中味儿”》中，满怀深情和感恩。他说：“前几天我到汪德昭家中，和汪夫人李惠年老师一起，津津有味地温习六十年前我们师生的情谊。附中对我一生的成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回忆说：
为什么我学了音乐呢？……当时音乐老师是吴中正先生和李惠年先生。吴先生教我们五线谱、听唱片，他自己还在课堂上演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当时学校经常举行音乐会，组织合唱团，有一架精艺牌立式钢琴，学生交二元五角学费就可以练琴，我每天下课后就去练琴。寒暑假就到师大琴房里练琴。夏天蚊子特别多，便自带蚊香去练琴。六十年过去了，我仍常忆起那一边挨蚊子咬一边苦练钢琴的滋味。学校举行音乐会时间，师生同台演出，我班何广慈每次都是钢琴独奏，李惠年老师独唱，汪德昭作为校友演出小提琴独奏，他拉过巴赫的G弦上咏叹调。后来他和李惠年同去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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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第86—87页，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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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北师大毕业时的漂亮女生李惠年
据郭立诚说，她当年的相识中，还有一位私立中法大学的“校花”：
吕孝恭是我们女一中的同学，她比我大两班，可是她是法文组的（那时候中学有选课），后来她进了私立中法大学，立即被捧成?校花?，也和其他几位?校花?一样，时常有记者尾随。抗战一起，从此就不知她的下落。及至我在花莲女中教书，有位英文老师吴先生和我闲谈讲到北京，他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一扯就扯到当年北平的?校花?。吴先生告诉我，他是吕孝恭的姐夫，抗战时期吕孝恭在昆明，已然做了主妇，一洗铅华，亲操井臼，时常到河边去洗衣服，佳人归真返朴，可谓难能可贵了。
读书至此，亟以“吕孝恭/中法大学”为关键词，上网“谷歌”。恢恢网络，竟报以信息无有。于是知昨日“中法大学校花”遁迹人海，早已化身浪花，铅华洗尽，风流尽去矣。
《闲话校花》一文最后交代：“天下的事本来是物以稀为贵。当年男女合校就是破天荒的事，女生读大学的也不多，一则由于人的好奇心，二则是由于人好起哄，‘校花’所以产生皆由哄抬而来，一经哄抬，就会声誉大起，自会有人义务替她宣传，那时候就是想下台，也不好下了，只好硬撑下去，滋味如何，绝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郭立诚《中国妇女生活史话》中还有《女权运动话当年》一文。她认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全面展开，可说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而“五四运动是从爱国运动开始的，然后再进而成为对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总批判运动，尤其是对旧礼教旧家庭的攻击最为激烈，等于是一场大风暴，吹破许多人家的大门，使一向宁静的旧家庭立即起了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
?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家庭革命?这些口号天天挂在前进青年们的嘴边，他（她）们也真正采取了实际行动，于是整个传统社会震撼了，女孩子们纷纷走出闺房，进入学校接受新教育新思潮，她们渐渐认清时代，唾弃过去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愿再做男人的附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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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男人而生存，他们要做独立自主的人……由于我四、五十年的亲身体验，深知男女平等，女权运动，都不是靠口号宣传就能争取得到的，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和男人较短长，只要你真行，谁也不敢小看你的。
不禁想到，“人生”究竟是什么？是一个人不由自主地降临世间后所走的生活道路么？它是人与人在世道上一场接一场徒劳的赛跑，还是个体生命的一次“倒计时”游戏？人啊人，究竟应该如何善自运用天赋，在有限的人生时段里，为自己插上知识和学识的双翅，进而因缘际会地张扬自己的生命力，以求一个相对理想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呢？八十年前“校花”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真有许多可发今人深省的所在呵。
不免联想到1926年出生福建古田县，退休前为母校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江德爱女史的曲折人生经历。她说，自己出生在闽北的一个穷苦山村里，八天后就被一心要生育儿子的生身父母遗弃了，后被江家领养长大，并幸运地接受了知识启蒙和基础教育。
她回忆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高等教育的女子是凤毛麟角，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一般只能担任小学教师和护士，社会给妇女立足的领域太小了。而一些女性不知自重，给男人当花瓶，当姨太太，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权贵的男人身上，使我感到：妇女不自立就永远要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妇女不自尊，就无以获得尊重；妇女不自强就永远是个弱者，只能靠恩赐过日子。因此我下定决心寻求更高层次的知识??”，正是因为有了如此见识，她才花了整整十一年的时间，实现了自己从一个初中生到福州大学化学系大学生的质变，26岁本科毕业后做了一名大学老师。然而人生的灾难也就随着颠倒的时代来临了。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兼‘反革命’的家属。莫须有的政治压力，家务和经济的沉重负荷，下一代的被牵连，都给我以严峻的考验??”，因此当她回首来路时说：
我常想，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得天独厚，家庭优裕，才华横溢，学业、事业一帆风顺，这样的人生，可谓潇洒得令人羡慕；而另一些人，他们生来就不是上帝的宠儿，既无过人的才华，又缺睿智，而命运好像偏偏又在捉弄他们，在人生道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代价，甚至于碰得头破血流。然而他们不怨天尤人，不左顾右盼，仍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回顾一下走过的道路时，他们虽然看不到显赫的成绩和耀眼的光环，只有困难一个一个被抛在身后。当他们走到人生的终点时，他们可以宁静地对自己说，这样的一生是无憾无悔的，因为自己曾不断地追求，并为之奋斗过。
也许，人生因无奈而要有所作为，否则就过于无聊了？也许，人生因世俗而要追求高雅，否则就会庸俗化了？或者更重要的是，人生因短暂而务要及时进取，否则生命就必然蹉跎掉了？大概惜时惜缘才是自求多福之道——或者，这就是所谓的“人生”？
（初稿于2007年5月4日?青年节?后一日，续改增补于2009年10月15日，三稿于2012年5月6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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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真·至善·至美
——赵萝蕤《读书生活散札》读后
陈路遥 蔡思明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10093）
赵萝蕤(1912-1998)，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家，其翻译过的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如三十年代的《荒原》、九十年代的《草叶集》等，都被我国翻译界奉为经典。她也写过大量随笔、散文、评论等文章，但是却鲜有个人文集出版。
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萝蕤先生的第一部个人文集《我的读书生涯》，择选她半个多世纪以来著述的34篇文章，并按专题进行编排。2009年，由秋禾、董宁文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凤凰读书文丛”，将赵萝蕤文集作为其中一辑，即《读书生活散札》（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2012年，时值赵萝蕤先生诞辰100周年，笔者借《读书生活散札》一书，以窥探赵先生的才学人生和学术业绩。
一代才女，燕园校花
赵萝蕤，浙江德清人，其父亲是著名的神学家赵紫宸（1888-1979）。1912年，赵萝蕤出生在浙江杭州，但却从小在苏州居住，七岁便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读一年级。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她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中西结合式的教育，她在《我的读书生涯》一文中自述：
父亲1914至1917年留学美国，因此我一进小学学了英语，还开始学弹钢琴，完全是美国的那一套。但是父亲又是个祖国文化修养极深的学者。他怕教会学校不注重祖国语言的培
[1]
养，又亲自教授我?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而且吟诵起来像是在唱歌。
1928年，赵萝蕤进入燕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在教授英国文学的美国老师包贵思的影响下，她转入英语系，改学英国文学，此举为她后来致力于英美文学研究和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赵萝蕤被誉为“燕京校花”，能够担当此名，除了靓丽的外形，必然离不开其从小所养成的良好文化涵养。笔者虽未生长在那个时代，无法目睹赵萝蕤先生当时的靓丽身影，但从本书所收录的诸多珍贵照片中，可依稀一睹这位昔日“燕园校花”的风姿绰影。
1932年，在其父亲的鼓励下，赵萝蕤报考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清华大学研究生的第三年，戴望舒先生约她翻译艾略特的《荒原》，她当时图新鲜就应承下来，却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因为我那时是一个只知一味读书的学生，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翻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过我那时年纪轻，不知道厉害，喜欢作任何新鲜而又有一定难度的事情。何况那时
[2]
我已听过温德老师详细地讲过这首诗，于是就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
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毕业之后她转入西语系任助教。同年，她和陈梦家（1911-1966）结婚。1944年，赵萝蕤夫妇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她进入英语系学习，陈梦家则在芝大教授古文字学。在美国的四年中，赵萝蕤夫妇始终怀着报效祖国的情怀：“我和梦家商量，必须尽我们所能，享受美国社会所能提供的和个人文化教养有关的一切机会，不论是听音乐、看戏、参观各种博物馆。”[3]
1948年12月，赵萝蕤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放弃了来年6月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接受博士学位的机会，毅然回国。回国的行李中，装满了书籍和唱片，所带钱款却只够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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