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选论文

2020-02-21 18:16

苏东坡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成员,其诗能不受成规束缚,形成“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富有理趣的“东坡体”;其词突破了传统词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他以诗为词,开创了宋词的新时代,不愧为宋代文学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一位伟大作家。

苏东坡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 苏东坡是词史上一个词派的开创者,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苏词内容充实,风格多样,故为当世学人所崇尚;北宋之后,苏词对南北两方均有浣影响:在北方《东坡,乐府》盛行于中州,著名词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中州集》所搜集的词作,几乎都以苏词为依归;在南宋,叶梦得、陈与义、张孝祥、辛弃疾等,他们的爱国词成为南宋词坛的主流,直至元与南宋灭亡,苏词一直滋养和影响着后世的词人。 (1) 苏东坡词的多样化风格

苏轼“以诗为词”,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变歌者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侧重表现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这是对词的一大解放。苏轼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感情丰富,故其词作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豪爽旷放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清透淡逸者有之,古雅峭拔者有之,清丽回转者有之,绮丽绝艳者有之,即不能以“豪放”一词囊括,也不能用“婉约”一语标称,就风格而言,苏词是又能豪放,又能婉约,两种风格非但不相互排斥,而且是刚柔相济,即苏轼自谓的“刚健含婀娜”。(注4)后人认为苏词风格豪放,目之为豪放之宗,主要是指的是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意境超脱,扩大了词境,打破了词的“法度”常规,并非专指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建。毫无疑问,这也确实是他的一种风格,《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其代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来的的确豪气逼人;但苏轼同样有不少言情咏物之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喋恋花·春景》是其代表。“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读来确也婀娜委婉。故苏词风格多姿多彩,确具大家风范。(注5)

三、苏东坡的魅力人格和多样化词风相辅相成 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1)苏东坡的思想与人格 被贬黄州是苏轼思想的重要转折点,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后期又参入了大量的佛、道思想,外儒内佛。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未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经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虚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完善的意味。他那种谈笑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历经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三种思想合力的结果。他援佛道入儒,又始终保持正直士大夫的人品气节;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气,支撑着佛老的静达旷放,成就其虚静高洁的心态和淡泊超拔的性格,使其一辈子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心态和风流潇洒的气度。(注6) 也正是苏东坡有这样的人格特点,他的词也形成了多样化的风格,其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 (2)《定风波》为例,看苏轼的词风和人格魅力 元丰二年,苏轼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的诗文,被人弹劾为“包藏祸心”,于是在湖州任上被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史案”。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定风波》这首词就是他谪居黄州时所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春天,他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带雨具,同行人都怨声哀叹,惟有苏轼从容不迫,泰然视之。事后,他便写了这首词来记述这次经历。(注7)词的上片开门见山,点名题目。骤雨突至,扑面而来,穿林打叶,声声入

耳,然而诗人此时却不慌不忙,漫步徐行,且吟且啸,快乐无比。夕阳西下,一抹斜阳笼罩着山顶,似乎在迎接着诗人。此时此刻,诗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的洗礼。早已消散,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处,斜阳已收起了光辉,一切都消失了。经过阵风骤雨,得来的往往是轻松平静的惬意。自然界如此,人生路途上又何尝不是这样。这里所写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一切政治风云的体验与反省?这是一首抒情词,更是一首哲理词,塑造出一位在烟雨中吟啸徐行的人物形象,使我们领悟到一种超然于利害得失之上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注8) 苏轼一生任途坎坷,曾多次遭到贬官,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惠州、谵州等地。但政治上的一次次打击、迫害并没有泯灭他的政治理想和拯济苍生的信念。苏轼思想复杂,儒、释道三种思想在他脑中是统一而不矛盾的,他平生倾慕贾谊、陆,政治上他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以安然自得的态度来以安然自得的态度来对待每件事。所以,他虽一再贬官,却能泰然处之,内心旷达,处变不惊。他每到地方上任后,始终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关心人民,格尽职守。他虽然碾转迁徙,但每到一处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赋税、体察民情。这些造福百姓的政绩深受百姓的欢迎,他的处境也得到当地百姓的同情。在当地,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依旧没有改变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热情,即使远贬惠、瞻时期,他也能够随遇而安,不但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出现了又一次的创作丰收。这期间他写了大量诗词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拨、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锈。 苏轼一生积极入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的代表。他多才多艺,成就斐燃。他的思想、作品以及他的为人,都为后世所钦佩景仰。他的光辉形象将永垂史册,他的人格魅力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苏轼的文学成就是方面的,但就一种文体的自身发展而言,他对词体的革新在文学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苏词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

扩大词境;以诗为词,指出作词的向上一路,促进了词体的变革,并创立了豪放词风。苏轼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为词坛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和美感,提高了词品,提升了词的地位,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无愧色。

关键词: 苏轼 词 革新 开拓 以诗为词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诗、词、散文兼美的文学大家,单就词的一方面而言,他的贡献尤其杰出 . 而这与其生平遭际的辛酸磨砺和思想信仰不无密切的关系。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名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家庭,七岁知书,十岁能文。宋仁宗嘉元年(1056年),21 岁的苏轼随父苏洵进京,次年,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苏氏父子皆能文,在当时皆负盛名,世称“三苏”,其中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

他一生虽在政坛上起起落落,并不得意,但在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佑宋一代诗歌新风 ; 其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被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相比于他的散文,诗歌,苏轼在词的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大。其词在宋词的发展变革仲占有重要地位,他突破了传统词作的题材限制,扩大了词境;他的以诗为词,指出作词的向上一路,促进了词体的变革,并创立了豪放词风。苏轼对词体的全面革新,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使宋词能与唐诗并列而无愧色,以致被人们视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对词的革新,基于他的自觉的理论主张。他的词论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简及宋人所作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中,约有十余则,见解新颖独到,时常体现出变革的思想。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小道”,在宋初文人的心目中是“方之曲艺 , 尤不逮焉”,其地位与诗文无法同日而语。但苏轼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诗尊词卑的偏见。他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认为词“为诗之苗裔”,诗与

词虽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从文体的角度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就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苏词对词境的开拓。南宋的胡寅在《酒边酒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宋词现存三百余首,在风花雪月之外,凡怀古感旧,思亲念远,言志抒情,咏物记游,酬唱应答,叙事绘景,赠别悼亡,甚至谈禅说理,滑稽戏谑都见于其词中,可谓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尤其是对农村生活的描写,对士大夫情怀的抒发,对人世沧桑的思索,比起男女相思,花间酒下等传统的词的题材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变化。词的题材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创造的空间。苏轼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地里去。正如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在苏轼现存三百余首词里,诸如咏史、游仙、悼亡、惜别、登临、宴赏,此外,山河风貌,田园风光,参禅悟道,哲理探讨等,几乎无所不写,无所不包。经过苏轼的创作,人们才真正看到词可以反映广阔的生活内容。也正是通过苏轼的创作,才开始摧毁词为艳科的狭小樊篱,改变了词为“诗余”、诗高“词卑”的传统偏见。苏轼对词题材与内容的拓展是空前绝后的。只有南宋的辛弃疾,在新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因素的激荡下,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方可与东坡臻美。

苏词不仅内容开阔,而且表现重点有所转移。在这之前,词为应歌之曲子词,多为男女相思,协花间酒下的伤别,写孤独寂寞惆怅,婉约而细腻。至苏轼藉词抒发磊落纵横豪放之襟怀,始摆脱花间词婉转绸缪之态,创为激越声调,昂首高歌,豪放杰出。词本多写男女相思,离别仇恨,而苏轼则把词作为文人言志抒怀的工具,充分表现了作者的人格个性。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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