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
摘要：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尤其是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令他咀嚼了荣辱祸福、穷达得失的种种人生况味。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纵观苏轼谪居黄州时期的诗词之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思想变化的复杂性。本文着重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词风的转变来探讨其心理的调适过程，并简析此转变对其人生态度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黄州；词作；转变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言：“心似已灰枯木，身似无系孤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①]“功业”二字，包容多少辛酸？这三个地方是苏轼政治生涯的逆境，却成就了苏轼在人生思考和文学成就的颠峰。既是对苏轼入仕生涯的讽刺，又确是苏轼盖世功业的概括，是苏轼人生境界的发展、成熟。正是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让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世界的与众不同完完全全地显示出来，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丰富厚重的他。尤其是在黄州，精神的苦闷和锤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情绪的低沉和超脱，在该时期的诗词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 初到黄州
“乌台诗案”是苏轼词风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前苏轼词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外张，他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积极进取,立志“致君尧舜”，这在他初到黄州时的词作中仍有表现。但此后,逐渐转为内敛，道家、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分庭抗礼,共同构成其后半生的主导思想。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黄州。次年二月，抵达贬所。此时的苏轼由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臣，赤绂银章的帝王之师，一下子变成了柏台肃森的狱中之徒，躬耕东坡的陋邦迁客，啖芋饮水的南荒流人。出狱后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这只是个挂名的
闲职，再加之“本州安置”，根本不能参与公事，近乎流放。在他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②]一词中，明显地表现出受朝中群小构陷而放逐的不平与栖栖惶惶之感。
综而观之，初到黄州的苏轼，念念不忘的是兼济天下的宏志，是有补于事的心愿，是建功立业的理想，是有所作为的渴求，而与之相伴的，却是不能大展宏图而感到的不平、愤恨与无奈。 二、 艰难的蜕变
从政治家的角度而言，黄州时期的苏轼几乎已陷入绝境。他当时已经四十五岁，政敌王安石虽已退居金陵，但主行“新法”的宋神宗年方三十三岁，此时自不能预料神宗会英年早逝，则作为“旧党”要员、喉舌的苏轼，岂非终生再无出头之日？故照当日情势来看，苏轼怕已是误了平生，无可挽回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即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样毁灭性的打击，其痛苦不是易于摆脱的。加之经济上、生活上的困顿，令年过不惑的苏轼，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计，开始了他的躬耕生活，且自号“东坡居士”。
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尤其是他的诗词，在经历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走向了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人生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在黄州时期创作的100多首词作中，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旷洒脱，亦有的婉约清深，可谓出神入化。
三、 转变后的人生态度
人生思考和心理状态促成了苏轼的文学杰作，反过来，文学写作也有益于其心理调适。不过，苏轼的心灵世界是以博杂著称的，非文艺一事所能尽。如他受禅宗所提倡的自然适宜的生活主张影响，“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唯取你真天上本如。要眠则眠，要坐即坐，热即取凉，寒即取火”（《景德传灯录》），在生活上超凡脱俗。与世无争。他永不着去思虑过去如何，也不用担心未来怎样，执着于此生的过程。而对现实则超然独乐，使生命迸发出迷人光彩。
综上所述，历经多年宦海风波与人生挫辱的苏轼，在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之后，在感到人生的无奈之后，耕种自济、文学自适、养生自保等成了苏轼在黄州四年生活的主要内容。由于思想的转变，苏轼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另一番自然天成的面貌。其行事著文，皆通脱而旷达，虽值党争剧烈，仕途坎坷，然其自由的精神不改。这也对后来在类似条件下生存的一些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并获得了他们的普遍尊敬。 乌台诗案与苏轼的词风变化
摘要：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多艰。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令他体会到了荣辱祸福、穷达得失的种种人生百味。但他并未因此意志消沉，而是进入了人生的创作高峰期。谪居黄州时期，苏轼的词作不仅数量多、艺术水平高，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但因为这场文字狱给苏轼带来了太深的影响，使得苏轼词风由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转化.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言：“心似已灰枯木，身似无系孤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功业”二字，包含了他的多少辛酸？这三个地方造就苏轼政治仕途中的逆境，但是却成就了苏轼在人生思考和文学成就上的巅峰。这句话中既有苏轼对自己政治仕途的反思，又有对其功业的概括，表现出了苏轼人生境界的一种升华。正是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让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世界的与众不同完完全全得以显示，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他。尤其是在黄州，精神的苦闷和锤炼，人格的塑造和完善，情绪的沉淀和超脱，在该时期的诗词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仕途生涯中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虽然这场文字狱最终因为弟弟苏辙的多方营救和宋神宗的干预而免于死罪，但这次经历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使得苏轼的心理发生了莫大的变化。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且以诗托讽，点评朝政。鉴于
他当时在文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迫交代其前所创作诗的由来和词句中用语的出处。但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苏轼免于一死，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了严刑逼供，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受到宋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苏轼被拘禁近百日，获释离开的时候已是身心疲惫。由于这起案件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覃、何正臣等，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 外张与内敛，是苏轼黄州前后词风最明显的不同
“乌台诗案”是苏轼词风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以乌台诗案为界，此前苏词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外张，原因就是他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积极进取，立志“致君尧舜”，这在他初到黄州时的词作中仍有表现。但后来开始逐渐转为内敛，道家、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共同融入了他后半生的主导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而怀抱济世之志，更有一种为理想而敢于批判现实直至献身的精神。10岁时，父亲出外游学，母亲教他读书：“成败，则能语其要，??奋厉有当世志。” 《宋史》本传中写到：“生十年，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轼若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4] 少年时的苏轼以在东汉因为党锢之祸而被小人陷害，却无怨无悔的范滂为榜样，由此，可以知道苏轼有着以天下为己任、遇困厄而不悔的出世之志，出仕以后的苏轼也一直具有积极的参政意识和直言敢谏的义勇之气。 “仁宗嘉佑二年（一○五七）进士。六年，试制科，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英宗治平二年（一○六五），除判登闻鼓院，寻试馆职，除直史馆。三年，父洵卒，护丧归蜀。神宗熙宁二年（一○六九），服除，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权开封府推官。”[2]苏轼入朝为官之时，
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无利于民，因而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如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作为皇权在地方上的代表，苏轼仍就得执行他并不拥护的新法，但他仍然敢于创作大胆地指陈时弊、抨击新法、讥讽新贵，如作于湖州李公择席上的《南乡子》：不到谢公台，明月清风好在哉。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1]
这首词的结尾三句包含政治怨愤，苏轼在此讽刺了因支持新法而上台的新贵，“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苏轼将一帮新贵比作桃花，看到春天到了，便是争相开放，说明了这帮所谓的新贵只不过是一群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小人而已。“尽是刘郎去后栽”，便是指责新贵们只会放马后炮，同时也将苏轼自己张扬的个性反映得淋漓尽致。但经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已经看不到这种锋芒毕露了。比如刚到时黄州所作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1]
这是苏轼的经典名篇之一，这首词作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左右，苏轼到黄州后寄居定惠院，虽得到当时黄州知州的徐君猷的厚待，但政治处境依旧十分险恶。在与友人李之仪的书信中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3]词人通过缺月、疏桐、寂静，营造出了一个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