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何以必要
——论村庄政治中的基层组织体系
董磊明
2012-10-17 17:38:34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9月上
作者简介：董磊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主要著作：《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等。
内容摘要：在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中，对社会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可称为“常规性权力”。乡村治理中的常规性权力具有综合性、乡土性、运动性的特征，国家必须保持着“不变”的强有力的常规性治理能力，以应对农村基层社会可能出现的“万变”。通过强化乡村基层组织体系来增强国家的常规性权力已是当务之急。农村基层常规化权力的再生产包含着“国家发起结合社会参与”的有机成分，它不会导致专断性权力同步增长。
关键词：基础性权力；乡村治理；常规性权力；现代国家建构
近几年来，尤其是“非典”和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在两个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一是增强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二是建构新的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以取代过去的控制提取型国家。这些改革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所一直进行着的现代国家构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增强国家基础性权力①的重要举措。
国家在增强政府危机处理能力方面的努力非常成功，这不仅表现在对诸如2008年雪灾和地震等超大规模灾害的应对之中，也表现在对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技术性治理能力”②的提高之上。从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来看，国家在第二
个方面的改革确实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重塑政权合法性的效果;但同时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成效并不十分理想。伴随着集体资源和税收的锐减以及基层干部所承担的功能的削弱，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整体上处于下降的态势，农村社区中公共服务和基本秩序维持的水平也日益低下。这种状况若不加以改变，势必会影响政权的合法性。
上述两大改革举措，前者是为了提高国家基础性权力中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可称之为“特殊性权力”;后者则关涉基础性权力中，对社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可称之为“常规性权力”。笔者以为，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常规性权力对于国家治理能力与合法性的维持更为重要。本文拟就乡村治理中的常规性权力展开初步的讨论。
常规性权力与乡村治理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因为社会变迁的要求，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基层制度设置来组织和引导农村社会向着规划的现代化目标前进。这个过程既包括从农村提取资源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又包括打破地方社会的束缚，让农民作为公民进入到民族—国家的体系中来，还包括将农民组织起来(及动员农民自组织起来)改善生产生活秩序，等等。无论是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还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国家都必须有足够的动员农村社会的能力，有良好的治理农村社会的能力。国家不可能置农村基层社会于不顾，而独自实现现代化，而离开了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国家将无力有效动员农民，也难以有效治理乡村。
在不同国家任务及不同乡村社会性质中，必须积极作为的乡村基层组织面临着诸多纷繁复杂的突发性问题和特殊任务，因此其特殊性权力要求是相当不同
的。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某一项棘手的特殊任务，而是由众多常规性任务所构成的一般任务，成为了国家必须要正面应对农村社会的处境。不同时期农村的特殊任务会发生变化，国家应对农村社会的具体方式因此也会发生变化;但在这个进程中，国家要应对农村社会，须有强有力的常规治理能力，这是不能变的。因此，农村基层政权必须保持强大的常规性权力。
晚清以后，中国就开始了构建现代国家的历程，其中民国时期的相关努力被证明是相当失败的。杜赞奇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因为不注重充分利用基层政权所得以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建设，而在国家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中出现了基层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从农村提取用于现代事业建设的资源，大部分被因提取资源而膨胀起来的基层政权本身所消耗。结果，在国家现代性事业发展所带来的合法性的增加与农民因被过度压榨而增加的不满的竞赛中，后者终于占据压倒性优势，从而导致革命的发生。
杜赞奇的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二是传统文化网络被破坏，保护型经纪大量退出乡村社会。笔者认为，这两点与农民日益不满、国家政权合法性丧失的逻辑链条之间有一个节点，需要加以指明：内卷化大大削弱了国家向基层渗透的后勤基础与资源保障，传统文化网络被破坏大大增加了权力的运作成本，这两方面共同导致了由赢利型经纪构成的基层政权的常规性权力趋于解体。国民党基层政权常规性权力的丧失，最终摧毁了其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努力，并使得共产党得以成功地动员、整合农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建国之初，国家拥有的物质资源总量非常有限，但是却成功地实现了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并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规划的社会变迁”，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那就是革命国家的超强合法性。革命的成功化解了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使得新兴的国家政权拥有巨大的合法性;而革命逻辑的延续，使得国家能够顺利的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
集体化时期，国家第一次全面地在乡村社会建立了一套正式的和制度化的组织体系，由此形成了“权力的组织网络”③。而一套完备的组织体系要能高效率的运作，必须建立在成员对它的高度认同之上。为此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成功的重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终结了“内卷化”是因为它从基层开始建立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而笔者则认为并不仅仅如此，因为建国后国家政权在建构组织网络、打压传统文化网络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手段在乡村社会积极地构建“红色”的权力文化网络，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国家政权还非常实用主义地对一些传统文化网络的资源进行了改造和借用。最终，国家成功地建构出一套象征符号和价值信仰体系：给每个农民找到了一个新的“家”——社会主义和集体的大家庭，“家庭”中成员都是自己的“阶级弟兄”;一个新的“神”、“上帝”——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毛主席是领导中华民族崛起和走向幸福生活的“保护神”;一个新的“彼岸”——人人平等、生活幸福的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可以说，红色的文化网络的成功建构，使得权力的组织网络得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运作，国家也因此得以在乡村社会维持着较为强大的常规性权力。强大的常规性权力不仅保障了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也使国家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常规性任务，进而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改造与建设：人民公社不只在为国家提取现代化建设的资源方面，而且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水、电、路、环境卫生、居住条件等)、农村教育普及、医疗条件改善(及其基础上的人均寿命的提高)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分田到户以来，农村重新回到一家一户小农生产的状况，农村社会的流动性急剧增大，以前服务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源目标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的多元化而效力大减。这样，国家在农村的常规性权力遭到了很大地削弱。而这个时期，国家要向农民提取资源，就不得不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就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熟人、狠人，从而很快即在农村基层结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结成，很快便在1990年代再次出现农村基层政权的内卷化。这种内卷化的出现又进一步削弱了政权的常规性权力，如此便形成了一个负反馈的怪圈，“三农”问题因此严峻起来。
进入世纪之交，市场经济的深化及其向农村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快速瓦解了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市场经济这一最为细密有力的现代性武器，极其迅速地摧毁着农村传统的价值与观念。农村社会从头到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意识，从观念到价值，都被彻底地卷入到了现代性的大潮之中，似乎突然之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无论是传统的秩序生产方式，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秩序生产方式，统统都不再管用，农村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虽然这一危机被中央取消农业税以及农民从外出务工中获取大量收益的物质方面的成功(农民收入增加了)所掩盖。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和农村社会的分化，广泛而复杂的弱势群体(老年人、单身汉、残疾人、留守儿童、特困户，等等)的出现，传统价值解体，过去数千年来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传宗接代理念不再有效，代际关系发生严重失衡，子女不孝普遍发生，并反过来加剧了农民传宗接代理念的消解。人生的根本意义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钱与钱的关系，人们原子化了，这导致村庄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失败，村民从外面引进混混来帮自己在与邻里的冲突中占据优势。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