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业务案例——伪造票据纠纷
案情
某年12月24日，某合作公司与香港商人陈某约定：合作公司用400万港元从陈某手中购买香港某银行开出的本票两张，金额分别为260万和240万港元。陈某在上述两张本票的收款人空白栏内填入合作公司后，合作公司当日即持票到某工商银行办理兑付。由于该行与香港某银行无直接业务关系，便建议合作公司到某中国银行办理兑付。12月25日，某工商银行与合作公司一起到某中国银行办理兑付业务。某中国银行（是香港某银行在海外的联行）审查后，认为该两张本票票面要件相符，密押相符，便在本票上盖了“印押相符”章，合作公司与某工商银行分别在两张本票后背书鉴章。某中国银行即将500万元港币划入某工商银行帐内，某工商银行又将此款划入合作公司帐户。合作公司见款已入帐，在认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将400万元人民币划到陈某指定的帐户上。某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在划出500万元港币汇帐后，便把两张本票留作存根归档，直到次年8月22日，有关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后，方从档案中取出这两张本票，并向香港某银行提示付款。8月30日，某中国银行接到香港某银行的退票通知书，称此两张本票系伪造，拒绝付款。某中国银行即日向某工商银行退回本票并说明理由，要求其将500万元港币归还。某工商银行接票后当日即函复某中国银行请求控制合作公司在某中国银行的港币帐户。此时陈某已不知去向。某中国银行以某工商银行与合作公司为共同被告向中国某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本案涉诉支票系伪造，无伪造人签名、无陈某签名、出票人香港某银行的鉴章系伪造，因此，伪造人陈某、香港某银行均不负票据上的责任，香港某银行可以拒绝承担付款义务；某工商银行与合作公司在支票上背书鉴章，应对票据上的债务负连带责任；持票人某中国银行未在有效付款提示期限内向香港某银行提示付款，丧失了对其前手某工商银行和合作公司的追索权，但其仍然有权请求民事赔偿，某工商银行和合作公司应根据过错大小承担民事赔偿的法律责任。
问题
本案各方当事人的权责如何？
分析
这是一起因涉外本票被伪造而引发的纠纷案，案件比较复杂，需依据《票据法》的规定围绕本案争议重要问题逐一解决。
首先，应当区分本案涉及的两个法律关系，即票据关系和票据的基础关系。票据关系是票据当事人之间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的关系；而票据的基础关系属于非票据关系，即不是基于票据行为本身而发生，但与票据行为有联系的法律关系。[vii]票据基础关系就是导致票据当事人之间发生票据行为的法律关系。根据票据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原理，票据关系与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彼此独立和相分离的，即使票据的基础关系不存在或无效或被撤销，只要出票、背书等行为依法成立，则票据关系仍然成立。[viii]因此，票据关系的准据法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准据法也应当依照不同标准确定。
其次，对于本案的票据关系，属于涉外票据纠纷，应当根据我国《票据法》中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准据法。
第一，本案本票效力认定。票据是要式证券，它必须具备票据法规定的形式。根据我国《票据法》第98条，本票的形式要件应当适用出票地法律，即香港法律。香港法律也承认票据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即只要票据在形式上符合票据法的要求，票据即生效力，至于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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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无票据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鉴章是否真实等均不能引起票据的无效。不能因为该本票实际上并不是由香港某银行作出的而否定其效力。这是因为，其后的票据受让人不可能从票据的形式及文义来判断出票行为的实质情况，为保护善意票据受让人的利益，维护票据的流通性，此时应适用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即出票行为因欠缺实质要件而无效的，并不导致票据无效，也不影响其他票据行为的效力。
第二，本案票据的背书、承兑和保证行为，根据我国《票据法》第99条，应适用行为地法律，即我国法律。根据《票据法》第37条、第70条和71条的规定，某工商银行和合作公司以背书转让本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本票付款的责任，在本票得不到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有关利息。
第三，票据的提示期限、有关拒绝证明的方式、出具拒绝证明的期限，根据《票据法》第101条，应适用出票地法律。本案本票付款提示期适用香港法律。根据香港票据法，某中国银行已经超过了有效付款提示期限。香港某银行出具拒绝证明的方式和期限也适用香港法律。
第四，根据我国《票据法》第99条，本案香港某银行向某中国银行的付款行为，应当依据付款地法律，即香港法律。香港某银行以票据系伪造为由拒绝付款，符合香港法律规定。 第五，依据票据法原理，当持票人向第一债务人提示请求付款遭拒绝后，可向票据上的背书人及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但持票人追索权的行使也有时间上的限制，即当持票人不在在有效的付款提示期内行使权利，便会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票据法》第100条规定：“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限，适用出票地法律。”《香港票据条例》第92条规定：“凡已背书即期本票须于背书后合理时间内，作出付款提示，如不作上述提示，则背书人责任即告解除。”本案中某中国银行未在合理期限内提示付款，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
总之，对于本案的票据关系，某中国银行负有严重过错，应当承担票据法上的责任。同时，某工商银行和合作公司应承担票据法上的保证责任。而伪造人陈某和香港某银行不应负有票据上的责任。
但是，尽管本案某中国银行丧失了票据权利，但并不影响其行使其他民事权利，其仍有权要求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票据的基础关系系陈某非法倒卖伪造票据引起，因此应当承担民法上的侵权责任，若构成刑法上的诈骗或伪造有价证券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合作公司以不正当方式购买本票，非法买卖外汇，其违法过错行为是本案发生的初始原因，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某工商银行尽管已免除了票据上的被追索义务，但由于背书所具有的担保性质，其应对合作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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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业务案例——因汇款地址不详造成汇款无法解付
案情
某年某月某日，上海A银行某支行有一笔美元汇出汇款通过其分行汇款部办理汇款，分行经办人员在审查时发现汇款申请书中收款银行一栏只填写了“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 Ltd.,(汇丰银行)”，而没有具体的城市名和国家名，由于汇丰在世界各地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汇出行的海外账户行收到这个汇款指令时肯定无法执行。为此，经办人员即以电话查询该支行的经办人员，后者答称当然是香港汇丰银行，城市名称应该是香港。本行经办人员即以汇丰银行香港分行作为收款人向海外账户行发出了付款指令。事隔多日，上海汇款人到支行查询称收款人告知迄今尚未收到该笔款项，请查阅于何日汇出。分行汇款部当即再一次电海外账户行告知收款人称尚未收到汇款，请复电告知划付日期。账户行回电称，该笔汇款已由收款银行退回，理由是无法解付。这时，汇出行再仔细查询了汇款申请书，看到收款人的地址是新加坡，那么收款银行理应是新加坡的汇丰银行而不是香港的汇丰银行，在征得汇款人的同意后，重新通知其海外账户行将该笔汇款的收款银行更改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 Ltd., Singapore”, 才最终完成了这笔汇款业务。
问题
分析本案给与我们的启示
分析
本案例中该笔汇出款项最初之所以没有顺利解付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准确向汇入行提供收款银行地址和名称。
本案例提示我们汇款人正确填写汇款申请书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收款人或收款银行的详细地址包括城市名称和国家名称更是不能填错或漏填。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来说，应该认真审查汇款申请书，当发现汇款人填写不全时务必请其详细填写，以防汇错地址，导致收款人收不到款或被人误领。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确切知道收款行或收款人的详细地址时，应向知情的当事人询问清楚，不能主观推测。这样有利于合理保护汇款人和收款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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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收业务案例——代收行责任
案情
在一笔托收业务中，托收行在托收指示中规定：“DOCS TO BE RELEASED ONLY AGAINST ACCEPTANCE”以及“PAYMENT ON DUE DATE To BE GUARANTEED BY XX BANK（代收行）。TESTED TLX TO THIS EFFECT REQUIRED.”代收行办理承兑交单后，向托收行寄出承兑通知书，明确指出“THE BILL ACCEPTED BY DRAWEE”，到期日为某年9月13日。不久，当托收行查询有关承兑情况时，代收行复电再次告知“DOCS HAVE BEEN ACCEPTED BY DRAWEE TO MATURE ON xx0913”。在上述承兑通知书及查询答复中，代收行均未表明担保付款，亦未发出承诺担保电传；托收行亦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承兑汇票到期后，进口商拒付货款，代收行即向托收行发出拒付通知。托收行认为托收指示中要求凭代收行到期付款的担保放单，而代收行已将单据放给付款人，因此要求立即付款。代收行反驳道，放单是基于付款人的承兑，代收行根据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没有担保到期付款的责任。虽经多次交涉，此纠纷仍未得到解决。
问题
此案中代收行的做法正确吗？
分析
1．本案争论的焦点是代收行未完全执行托收指示的责任问题。托收行认为，根据国际法律一般原则，如代收行做不到托收行所要求的担保付款，应该回复托收行；至于未征求托收行意见便放单给付款人，则是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代收行应对此负责。代收行强调，放单系根据URC522第11条承担责任，托收指示规定凭承兑放单，代收行正是在付款人承兑后才放单的；至于托收指示要求代收行担保，同时要求发加押电证实，而事实上代收行并未发出这样的电传，在有关的承兑通知书及函电中也仅仅明确通知托收行付款人已承兑，托收行却未提出任何异议，代收行因此认为自己未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2．根据国际商会第522号出版物关于托收指示的规定，如果代收行不能遵守指示，应当回复托收行，而代收行却未这样做，只是在托收行查询单据下落时才告知仅凭承兑放单。应该说，代收行在这一点上违反了URC522的规定。然而，并不能因此得出代收行应当承担责任的结论。
首先，托收行的指示不符合托收业务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改变了托收的性质。在托收中，银行作为接受客户委托的中间环节，只是为客户提供必要的服务，并不因此承担额外的风险。作为代收行，其义务无非是在进口商付款或承兑的情况下放单，强行赋予其担保客户付款的义务并不是银行业务中的通行做法。
其次，托收行在寄单面函中不仅指示代收行担保到期付款，而且要求代收行以加押电加以证实。尽管代收行并未明确通知托收行拒绝接受该指示，但也未按照托收行的要求以加押电形式告知托收行照此执行。代收行对托收行发出的两项密切相关的指示均未作出反应，而其中的加押电证实一项是不能通过默示方法来完成的，将这两项要求结合起来看，托收行的指示是不能默示接受的。因此，不能仅凭代收行未作答复的事实，就简单认定代收行已接受了托收行关于担保到期付款的指示。
3．D／A作为客户之间融通资金的一种便利手段在业务中经常会用到，因此，有的托收行就千方百计地要求代收行承担担保进口商付款的责任，以便将商业信用转化为银行信用。作为代收行，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发现托收行的指示难以做到，应当不迟延地通知托收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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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收业务案例——D/P 远期交单的风险
案情
某年2月，我国A公司与英国B公司签订出口合同，支付方式为D/P 120 Days After Sight。中国C银行将单据寄出后，直到2002年8月尚未收到款项，遂应A公司要求指示英国D代收行退单，但到D代收行回电才得知单据已凭进口商B公司承兑放单，虽经多方努力，但进口商B公司以种种理由不付款，进出口商之间交涉无果。后中国C银行一再强调是英国D代收行错误放单造成出口商钱货损失，要求D代收行付款，D代收行对中国C银行的催收拒不答复。10月25日，D代收行告知中国C银行进口商已宣布破产，并随附法院破产通知书，致使出口商钱货两空。
问题
D/P 远期交单的风险何在，如何防范？
分析
D／P远期（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after sight，简称D／P after sight）指进口商在汇票到期时付清货款后取得单据。D／P远期托收是目前我国出口业务中较常见的结算方式，是托收业务中D／P（付款交单）的一种。D／P远期在具体办理时主要有三种形式：（1）见票后XX天付款；（2）装运后XX天付款；（3）出票后XX天付款。一般做法是当托收单据到达代收行柜台后，代收行向进口商提示单据，进口商承兑汇票后，单据仍由代收行保存，直至到期日代收行才凭进口商付款释放单据，进口商凭以提货。采用这种方式一般基于货物在航程中要耽误一定时间，在单据到达代收行时可能货物尚未到港，且出口商对进口商资信不甚了解，不愿其凭承兑便获得单据。做D／P远期实际上是出口商已经打算给予进口商资金融通，让进口商在付款前取得单据，实现提货及销售的行为。这是给进口商的一种优惠，使其不必见单即付款，如进口商信誉好的话，还可凭信托收据等形式从代收行获得融资，而且出口商也可由此避免风险，在进口商不付款的情况下，可以凭代收行保存的货权单据运回货物或就地转售，相对承兑交单项下的托收，出口商的货款安全保证要大一些。 但使用这种方式也可能造成不便，如货已到而进口商因汇票未到期拿不到单据凭以提货，导致进口商无法及时销货，容易贻误商机，甚至造成损失，所以往往要求代收行给予融通：（1）进口商向代收行出具信托收据预借单据，取得货权。（2）代收行与进口商关系密切，在进口商作出某种承诺后从代收行取得单据。
在进口商向代收行出具信托收据预借单据又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是出口商主动授信代收行可凭进口商的信托收据放单，这是出口商对进口商的授信，一切风险和责任均由出口商承担，进口商能否如期付款，代收行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情形就相当于做D／A（其实从票据法的角度来看，它还不如D／A好）。 第二是进口商在征得代收行同意的情况下，出具信托收据，甚至可提供抵押品或其他担保，向代收行借出全套单据，待汇票到期时由进口商向代收行付清货款再赎回信托收据。因为这是代收行凭进口商的信用，抵押品或担保借出单据，是代收行对进口商的授信，不论进口商能否在汇票到期时付款，代收行都必须对出口商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和义务。 这样就给代收行带来风险，一旦进口商不付款代收行必须垫付，所以，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URC522）不鼓励D／P远期托收这种做法。《托收统一规则》第7条规定：托收不应含有远期汇票而同时规定商业单据要在付款后才交付。如果托收含有远期付款的汇票，托收指示书应注明商业单据是凭承兑交单（D／A）还是凭付款交单（D／P）交付款人。如果无此项注明，商业单据仅能凭付款交付，代收行对因迟交单据产生的任何后果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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