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由此造成的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任务要求的不确定性，使事业单位的分类、设岗面临了变数。其次，现在上面要求现在岗位设臵不能因人设岗，但现有人员都要保底入岗，这本来就自相矛盾。再次，绩效考评理论上能体现按工作实绩获取劳动报酬，问题是有的岗位工作可以量化，而有的工作是无法精确量化或者精准量化的考评成本太大，实现不了。第四，中国历来注重关系文化，是一个人情社会，事业单位的人员构成本来就很复杂，一下子都要用一套精确的、标准化的政策来管理，阻力不可低估。
以上只是一个例证。其实，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等方面，很多事情之所以老百姓不满意，问题还是出在政策设计的思维方式上，有些应该从战略层面统筹考虑的改革，降低到技术层次来实施，落实效果自然不会理想。再有，解决有的问题，本来就不可能有万全之策，话说大了，调子定高了，最后只能是下不来台。
（二）思维方式错位的有其根源和背景
对于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的比较，可以放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去考量。管理型思维的哲学指导和文化内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曾造就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五百年前，当许多欧洲人住在草棚里、处于刀耕火种时期，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欧洲控制亚洲和美洲之前一百年，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最精良的海军。如果不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欧洲人也许要讲汉语。中国当时控制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然而，令每一位炎黄子孙痛心疾首的是中国在近代落后了。科学技术的兴起推动了工业革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西方列强将科学技术的成果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制造出坚船利炮，走向侵略扩张，中国受到了欺凌、掠夺、奴役，危亡之中开始反思，这究竟是为什么？
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的反思是深刻的，涵盖了方方面面。其中，文化反思是一个很主要的方面。“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洋务运动”是其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是一个深刻的话题，各种观点百家争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倡导科学。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很落实，大家普遍认为科学技术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把科学技术提到了“第一生产力”的高度，把科技强国上升为国家意志。实践证明，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完全是正确的。由于科学技术落后，导致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陷入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进而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呐喊，这完全符合逻辑。但人们在修正错误时，往往容易矫枉过正。在科学研究领域滋生了“速成论”，急功近利，以“成果”论英雄，科技人员普遍开始浮躁；在选人用人上出现了“技而优则管”的倾向，谁在技术上有一技之长，组织部门就千方百计安排他当领导，惟恐人家说他不尊重人才；全社会出现了文凭热，将文凭与文化和能力简单划等号，党政领导与机关干部的招录任用热衷于高学历，对其所必需的实践经验、经历则考虑不多；在人才培养，高校的学科设臵和考生招录上出现文理失衡，大家认为理科是“实”的，文科是“虚”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导向下，我国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知识结构整体偏向了理工，决策思维呈现明显的
技术性。造成了年轻人有知识、没文化，引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缺乏深刻思想的局面。
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在中国发祥，并不能说明相比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就一无是处。近代以来，“五四”也好，“文化大革命”也罢，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不可谓不大，好像她就是中国落后的总根源，恨不得一股脑儿荡涤殆尽。然而，对传统文化一顿穷追猛打之后，我们似乎又发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统文化打不跨、打不倒，历经颠扑之后愈发熠熠生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错了。不仅很多中国人这么看，为了应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困局，好多西方有识之士也把目光投向东方，以期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寻求走出困境的智慧。
（三）让职业定位与思维品质相协调
前文已经讲到，管理型思维与技术型思维并无优劣之分。评价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正确与否，必须与他的职业身份和所要处理具体事物相结合。具体地讲，做管理工作就要树立管理型思维，做技术工作就要运用技术型思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应该指出，一个人在30岁左右时，大脑在生理形态上已经发育完善，与之相随的思维方式、方法也已经形成一定的模式和套路，自身的职业发展定位，要根据自身的思维特质做出合理的选择和设计。当然，不能否认，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思维方式有再发展、再完善的可能，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人的“认识工具”可以改变。尽管这种改变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干啥吆喝啥，关键要多往脑子里装一些该装的东西。强调这一点，主要是想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定位，自我设计固然重要，但人也有被设计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应根据新的岗位需要，构建符合自身角色定位的“认识工具”，培养适宜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