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
摘要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接受政见访谈，深入剖析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治学心得。
韦茜/ 政见特约观察员
精彩观点集锦
◆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 “王与马，共天下” 即皇权与贵族共享权力的时期。借用这个说法做个比喻，我们也可以说，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实际状况是最高执政者与官僚体制 “共天下”。
◆ 不应该把官僚体制的问题简单地视为官员们素质浅陋、道德缺陷等等。官员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制度的品质，而不是官员本人的品质。
◆ 如果大的治理逻辑不变，运动式治理是不会消亡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平稳持续的治理模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不同治理状态间的平稳过渡。
◆ 国家治理现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不是政府如何统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应该如何适应社会。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国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如何去规制社会，而应从提升自我的角度去适应这个不断发展的、多元的社会。如果国家建设不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就会导致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 我不赞成将不同理论贴上所谓 “西方理论” 或 “本土理论” 的标签。在我看来，只有好的理论与不好的理论之分、适用的理论与不适用的理论之分。
◆ 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做学术的人去提政策建议常常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会特别强调自己的特定研究角度，但政策研究要解决是的一个具体问题，大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需要统筹考虑。
著名社会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周雪光的求学生涯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他早年下乡，当过生产队长，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大学学习，随后到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在斯坦福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多所名校执教，直到再次回到斯坦福。
多年来，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领域潜心耕耘，对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政见团队曾多次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官僚组织中 “拼凑应对”（muddle through）的现象（贡献。在 2015 年度的组织社会工作坊之后，政见团队采访了周雪光老师，他就中国国家治理、组织社会学、及治学心得这三个部分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与介绍。
一、帝国治理逻辑
【政见CNPolitics】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从时间的纵轴来看，从古到今的治理逻辑，哪些在变，哪些不变？
【周雪光】新中国建立以后，执政党特别强调打破旧传统、开创新时代，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建立了全新的权力结构与新型国家治理模式。但如今回头去审视这六十余年的国家建设，很多做法与历史上的国家构建有很强的关联。从历史延续性这个角度来研究国家治理这个
问题，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线索。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但不同于以往史学研究的是，今天我们可以用当代社会科学分析工具与理论视角来重新分析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今天人们在讨论中国社会的种种困难时会强调当今执政党的问题，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在很多方面从历史到现在都持续存在，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比如说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紧张、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等等。当今的执政者面临的这些问题，与历史上皇帝所碰到的问题是很类似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一些治理方式以不同形式延续了下来了。但现在的国家面临一些新的环境条件，比如高强度的国际竞争，与民众交往所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是以前执政者没有碰到过的挑战。我们从历史角度可以看到国家治理模式一直处在变迁调整的过程中，但哪些是新的变化，哪些是过去基本机制的变形，这些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在最近的一个研究工作中分析了中国官僚体制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比较了古代的官吏分途模式（即官与吏分离的
两元结构）与今天的 “层级分流” 模式，即大多数官员在某一行政区域内部不动，只有主要领导会向上一级的更大行政区域流动。表面上看这两种形式不一样，但都反映了 “流动的官” 与 “固守的吏” 这一基本特点，背后的道理也是相同的。所以我试图从帝国逻辑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的延续性。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同一帝国治理逻辑针对类似的困难挑战而发展出的不同具体应对形式。
【政见CNPolitics】换一个角度，从中央到地方的这条线看，在您的研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最微妙关系体现在什么方面？
【周雪光】去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的论文，对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多年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和提炼。我特别强调了两对关系来分析帝国治理面临的 “委托-代理” 难题，帝国治理的逻辑由此展开：第一对是 “正式与非正式”，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另一对是 “名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我认为这两对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家治理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心得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