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CNPolitics】您在《国家与生活机遇》一书的中文自序里提到，“在学术旅途上，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多年来您的研究横跨各种领域、不同国别，您能更详细地谈谈这么多年来作为一个学界 “赶路人” 的心得体会吗？
【周雪光】学者应该追求自己的研究目标，换句话说，学者不应被别人驱使，而应有内在的动力。我很幸运，能够在很好的大学任教，学校也给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条件，给予我最大的研究空间，没有人整天追着要我发表论文。更重要的是，学校给了我最大的自主性，我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决定研究时间的长短，成果可以用中文或者英文发表。在这样的氛围下，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研究兴趣，所以我的学术道路和研究课题的变化都反映了自己研究兴趣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 follow your heart 吧。
另一个因素是不断超越自己的动力。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劳动，是我不愿做的事情。当在一个领域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希望做点更有意思的东西，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这种内在的希望不断超越自我、永不满足的紧张心态我觉得挺好的，应该是学者很自然的状态。我想，所有真正的学者，如果能给他们这样的条件和空间，大概都是类似
的状态吧。
【政见CNPolitics】顺着上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早年靠定量研究起家，但近年来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田野民族志，您能否谈谈这种方法论和学术风格上转变的原因和感悟，以及运用多种方法研究中国的经验？
【周雪光】一般来说，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取决于你研究的问题。比如说，要研究社会分层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个案研究的方法就不合适，因为影响某一个人收入的原因可能是非常个体化的，例如他可能失学，可能进入一个好的企业等等，从而影响到了个人的生活机遇。但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观察大样本的分布，使用统计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就会更为合适，更可以达到研究目的。
但对于另外一些探索性的工作，这就很难做 survey 与测量，这时田野调查就变得非常合适。比如学者想了解反腐对基层政府行为的影响，可能通过田野研究的细致观察会更为深入地了解实际的过程和影响。我现在的一项研究工作关注官僚体制人事管理制度以及其中体现的组织内部不同机构间关系。这项研究需要社会网络分析的模型和分析手段，以前使用过的统计方法与田野调查都变得不太适合，我现在就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技术，这都是从自己的研究目的出发。
不过，学习新技术是一项非常花费时间的工作，很多情况下大家在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之后，会选择一些和这种技术比较相关的研究问题来做，表现出了途径依赖的特点。这也是无可非议的。每个学者的偏好不一样，有不同的风格，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政见CNPolitics】让我们来进一步谈谈方法，对于社会学中长久以来的定量 / 定性、个案分析 / 大样本统计的争论，您有什么看法？它们各自有什么优劣？
【周雪光】在社会科学界关于定性/定量有长时间的争论，我不觉得自己还能说出什么新意。正如前面已经谈过的，要以我为主，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来选择定量或定性的方法。但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一个学者不可能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比如做定量的学者常常瞧不起定性研究，找出一大堆毛病，做定性的学者又对定量研究多有不屑。有质疑当然是正常的，但也应该同时看到对方的优势。一个学者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胸襟，时刻抱有一种学习的心态，这并不是谦卑或自律，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便自己不能掌握十八般武艺，但至少我们可以共享一个有着不同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学术
共同体。
【政见CNPolitics】作为一名长期在国外名校执教的学者，您觉得在中国研究这一块，中国的高校有什么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又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对西方高校的学习？
【周雪光】就我比较熟悉的社会学领域而言，相比西方学者，国内学术研究做得比较好的一块就是田野调查。西方学者来中国做田野调查有着很大局限性，一是时间比较短，二是进入困难。而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在田野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填补了很多空白，积累了很多资料，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这方面是中国社会学突出的优点。我们现在对基层政府行为的认识和分析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量的研究工作不是政治学学者做的、也不是公共管理学者做的，而是社会学学者做的，因为社会学家在基层社会的研究工作中注意到了基层政府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行了长时间的田野研究工作。
如果说和西方高校相比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认为突出差别之一是研究生训练。还拿我熟悉的社会学来说，西方的研究生训练比较系统，大家学习同样的理论流派、方法和实质性课程，所以在社会学领域大家有着类似的知识结构，是一
个知识共享的社区。而中国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有着很明显的师徒制度痕迹，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读书做研究，结果是学生的想法和老师差不多，做的研究题目也非常接近，但是对于其他方面的了解与兴趣非常有限。
另外一方面，知识培养的课程设置似乎也很不相同。一个北大的本科生曾经告诉我，他一个学期上七门课，我觉得不可思议。他告诉我，很多课只是在上课听老师讲讲，知道他的基本观点，然后考前两个晚上不睡觉背一背就行了。我想象这样的课程设置更类似于一个系列讲座，学生听一听就完了，而不是通过作业、考试、课堂交流来让学生真正学到知识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我也问过斯坦福的学生一个学期上几门课，大多只是三门或四门。有时候一门课的课外作业一周就要花 20 个小时，所以你如果选三门课就非常困难了。这些不同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特点。前一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形象上看上去很好，上了很多课、修了很多学分、拿了好几个学位，但是真正能力如何是有疑问的。
【政见CNPolitics】您在一篇读书笔记里曾经写道，理论的发展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分析工具的突破会带来思想上的进步。那么对于一位年轻学者，他应该如何去更好地学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