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福格尔(2003)的解释,1870—1970年间,英国和美国的基尼系数均下降了大约1Π3。其中,从政府因素来说,直接的再分配政策在这种收入均衡化过程中的作用很小,而强制性的中小学免费教育、对中高等教育的资助等政策却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类政策使人力资本的分配更为平等。
41“矫正的正义原则”
即使是充分考虑到制度的公正性和机会均等,人们仍然会对于什么是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有两点也许是可以达成相对共识的:第一,即使考虑到某些随意性因素(包括家庭出身或运气),只要个人在市场上获取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选择,那么,由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程度不同,必然会出现收入上的差距。可以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存在会得到广泛的认同。第二,只要富人阶层不是以非法方式获得其财富的,由此而形成的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就是可容忍的最低标准。后一个问题,使当代最著名的“自由经济主义者”诺齐克也感到气馁。
一个人所拥有的“初始资源禀赋”对于他在市场过程中的前景有着重大的影响。就其禀赋中的财产部分而言,现有财产权的合理性依赖于最初占有这类资源的合法性。当代最著名的“自由经济主义者”诺齐克,虽反对任何再分配的政策,也强调获得财富的“公平占有标准”。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获得的正义原则”,即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劳动获取物品和财产;二是“转移的正义原则”,即基于个人的自愿意志的财产赠予和转让。如果个人之间的转让是通过合法的自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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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换、馈赠等方式完成的,那么,这种转让就是正义或正当的。
如果这种财产关系是建立在前一时期的不公平占有和授予财产的基础上,即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手段(如偷窃、欺诈、强夺、受贿等)而获取或转让的持有,应怎么办?诺齐克认为,需要“矫正的正义原则”,以纠正以往的不公正的财富占有。如何“矫正”呢?在这一问题面前,诺齐克退却了,只是承认自己不知道对这类问题的“一种彻底的或理论上精致的回答是什么”。正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此点上一般也都保持沉默的态度,而不像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那样倡导“原罪免除”论。
这种“沉默”表明,即使是边际生产力概念可以对市场分配给出一种理论解释,那也不能给市场分配提供一种“正义的”事实证明,更不能证明对市场分配过程的任何事前“矫正”是对自由的违反。
社会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批判在于:从正义的观点出发,对各种资源初始分配不完善性的批判。现实社会在这方面都存在问题,其中,包括侵犯财产权、限制契约自由、经济权力的不公正运用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正义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诺齐克提出“矫正的正义原则”,并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作为纠正历史上不公平行为的一种经验规则。
当然,要辨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非正义持有,杂性和某些权衡原则的考虑,,“矫正的正义原则”,。,,也为社会制度安正如格雷“,对市场自由的道德辩护必然要求重新调整既有的权利,,以此“恢复经济自由的前提条件”。体现这种“矫正的正义原则”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为过去背离平等自由原则的行为而做出的补偿,达到这种目标的最佳途径不是对收入和财富的直接再分配而是合理的社会政策。
三、再分配的社会偏好与社会选择
11再分配的公平性质
前面的讨论表明,即使是通过某些制度的改革,可以保证合理的“经济竞争的公平机会”,通过诸如教育等制度缩小“初始禀赋”差距的影响,仍然会存在财富和收入的不均等。这就要求我们转入更细致地对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的调整问题。这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涉及到“实质正义”,但却是提出再分配政策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这里涉及的逻辑就是社会偏好和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
(具体表现为再分配),是因为在它的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之所以一直存在着反对“实质正义”
逻辑中无法推导出证明“福利权利”这种社会偏好的合理性的结论。具体地说,之所以无法推导出这种社会偏好,与这些经济学家固守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否认人际间效用的可比较性以及保持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的”立场有密切的关系。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常以标准效率为竞争过程的分配结果辩护,对再分配持批评态度。他们的论点具有一种忽视低收入群体的固有特性,其伦理依据是:每个人应对自己的负责。特别地,他们坚持认为,社会不外乎是N个人的简单集合,是这些人由于共同的规则而不是共享的价值观而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根本不存在“社会偏好”或“社会欲望”之类的东西。
要给体现实质性公平的再分配政策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就必须冲破这些理论羁绊。如果再分配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是有价值的,并以一种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其理由。由于再分配涉及的范围较广,不同类型的再分配可能得到的“合理的”理由也许不完全相同。
虽然学术界对功利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且存在争论,但它一直是对公共政策影响巨大的一种思想。它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口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根据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提出:如果能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分配给低收入者,那么,社会的整体福利将会得到提高。换36
2009年第1期
言之,一个社会越向收入的平等迈进,其整体的效用越大,全体人民的幸福就越多。
然而,以边际效用递减律为再分配提供的纯经济学证明已经被排挤到边缘地位。如果边际效用递减律是正确的,100元钱带给一个处于温饱线上的家庭的效用显然要比带给一个富裕家庭的效用大得多。但是,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却没有办法提出一种可行的方式来说明人际间的效用比较。如果有可行的方法,他们就可以证明再分配的行为是否能够真正增大社会的总效用或福利(扣除市场效率损失之后的净福利),净增加多少。正是这一理论弱点,使他们找不到一种效用量化的方法来权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从而导致在经济学理论中效率目标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选择中强调效率,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认为人际间的效用是很难进行比较的。理由是,每个人的心理对其他任何人都是一个谜,不可能存在感觉上的共同尺度,因而也就无法证明100元钱给一个穷人带来的效用必然大于一个富人的效用。
这种诘难明显地违背我们的常识和直觉,但我们却无可奈何。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宾默尔 肯(2003)所说的“,如果效用的人际比较是无法进行的,的著作了”。因为,。具体来说,,就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