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把初等教育、基本医疗保健、“基本福利权利”,是关注社会正义的政策所关心的重点。,、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等。第26条规定:费的。。,受教育、健康、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统称为“。这些权利一般称之为“福利条款”。
拓展为个人基本权利的努力,我们可以视之为是人们针对经济生活中某些不确定性而表现出来的“风险厌恶”的社会偏好的反映。按照这种解释,社会应向每一个人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生活状态,不应使任何人跌落到营养、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临界值之下,同时,也保留着让有些人自己掏钱去购买优质的教育、医疗等服务的可能性。
可以猜测,人们对某种程度的“收入或财富不均等”会持宽容的态度。然而,多大程度上的不均等和什么样的不均等是可以接受的?对此,不同的社会虽然有基本的共识,但必然也会有一些评判标准上的差异。这种评判标准的差异植根于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中,并且在民主制度中会反映在其具体的福利制度和政策特征上。
例如,西欧比较重视财富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把基本医疗保障、教育等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提供广泛的福利。而在美国政府的选择中,没有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的承诺,对穷困群体的帮助也非常有限。支撑这种政策差异的,是对社会和个人责任态度的不同。美国人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经济自立的观点,而西欧人更注重社会的责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足以支持个人“福利权利”的丰富内容。其中,最经典地表达这种社会伦理偏好的是这样一段名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礼记 )。这充分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
表达出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偏好结构:基本教育(幼有所长)、充分就业(壮有所用)、社会保障(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则把这种“社会偏好”转化成为一种“制度性偏好”———“共同富裕”。在这种制度性偏好中,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成为每个人的应有权利。
四、结束语
本文的主旨是试图概念性地定义“公平分配”,并把它作为评判现实分配状态和相关制度的一种参照系。没有这种参照系,我们无法思考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更没有办法对收入和财富分配及其变化这类更具体的问题做出评估。这种评估是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的最根本基础。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要倡导一种“主义”,那也是“公平主义”而不是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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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学: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中国经济学界盛行的是“效率至上主义”,认为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任何有碍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行为都将只会使穷人的地位永远无法得到改变。这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以至于连福格尔(2003)这位经济学大师在评论各国福利政策时也说“,在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方法上,中国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大胆”。事实上,即使是作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市场自由而辩护时,虽然也求助于效率,但更根本的论据还在于这
(弗里德曼,1986)。样一种观点“:市场保证了个人自由本身”
即使是这种“根本的论据”,仍然不足以解决自由的市场与市场社会的道德选择之间的问题。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缪勒(1999)所总结的,公共选择文献的重大见解之一,就是认识到“如果我们假设可以把政治制度设计得能准确地显示出对配置效率变化的偏好,那么,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再分配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关键是要认识到,它所需要的程序不同于配置效率的那些程序”。不仅决策程序不同,对这两类政策的论证也必然要遵循不完全相同的思路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市场会产生效率,但不会自动产生:这类道德基础与个人自由之间,是可以相容的。(个人自由,,。他对市场分,。
,而是基于合理的社会政策和福利供给:(1)“命运”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为典型代表的“运气”这两类随机性或偶然性因素的巨大累积性影响的有效工具;(2)再分配可以作为社会偏好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偏好,再分配是个人对不平等的社会反感的一种偏好,可以合理化为理性的个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厌恶。所有的这些论证都需要以人际间的比较为基础。分析和描述交易行为时,我们无需进行效用的人际比较。但是,对于社会政策这类与偏好强度密切相关的问题来说,效用的人际比较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我们的论证具有福利主义的性质,特别关注广义的“资源”分配的合法性和幸福水平,但从中推导出的社会“福利功能”,是从抽象的个人理性选择中得出的道德原则。或者说,这种福利要求来自“无知之幕”中的个人理性选择,不同于集体主义“公民资格”的正义论。在实践中,这种偏好是可以通过充分的公开民主讨论体现出来的。
本文的分析基本上是一种理论概述性质的。从第二部分中,可以看出或猜测到,无论何时何地,公平和平等的逻辑总是无奈地会碰上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残酷现实。对于任何一种可行的制度来说,适度的制度不完善是与生俱来的。一旦认识到这点,我们就要主动地适应它们,并寻求纠正其不良影响的实践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尊重逻辑分析的同时,不能一味地只顾埋头推导教条结论,不理会现实。“无知之幕”的思想试验能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种社会偏好的最根本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如何把这些偏好转化为合理的具体政策,既能保持效率,又能保证公平,取决于我们在
①实践中的政治智慧和现实意识。理论分析固然重要,但问题的答案也依赖于经验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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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公平博弈》宾默尔,2003《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中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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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本课题的主体报告(经验实证部分),我们将更加依赖于对事实、案例的分析。由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既能缩小人们起点和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又属于现代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的经验研究将侧重于这些“通用的”部分。40
2009年第1期
福格尔,2003《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弗里德曼,1986《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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