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成为日本武士之花、武士之崇拜恰恰因为它是一种花期非常短的很快就会凋谢的花，武士爱樱花爱其盛开时的鲜艳，尤爱其在春光里飘落地面时的安详，因为樱花从开放到凋谢整个过程就象武士出生入死的一生一样，或牺牲消失、或退隐无争，生命非常短暂，辉煌只一时却很悲壮。落花时节那落樱缤纷场面更容易激发武士本来就具有的那种壮烈、牺牲１[17]
２[18]《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 《日本问题资料》1989年第7期，第27页。
３[19] [荷兰]伊恩·布鲁玛煮：《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光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４[20] 《日本与日本人》，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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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感（即“物哀”），那种归隐、奉献之美感更激发人的牺牲豪情。作为一个无畏的武士必须随时为主君、为信仰献身，悄悄地、内心平静地遗世而去。武士们选择剖腹就是追求这种“牺牲之美”，生命不在于长久，而在于是否闪光。现在，樱花已经由“武士之花”而成为日本的“国花”了，从中也可看到武士道对于日本人的影响。
武士的樱花情结也与日本人忧郁的、自虐的性格与气质有关。武士们追求的是一种“残酷之美”、“壮烈之美”、“忍”受之美，如同先秦时代的中国人。“忍”受和体验痛苦是武士追求的精神，这也许是武士被称为“忍者”的一个原因。据说，“十字形剖腹法”的创始人佐藤忠信不仅一丝不苟的完成全部剖腹动作，甚至从割开的肚里掏出肠子抛向敌人；受命于丰臣秀吉而自杀的千利休是坐在茶室的地板上一边听着熟悉的煮茶的水声，一边自杀，如同是在切割点心，据说他在肚子上横割一刀后，把涌出的肠子挂在茶壶的吊钩上静静地欣赏。用现代心理学的新名词给他盖棺定论可以说是“自虐狂”，但禅师兼茶人千利休不能不承认是一个超脱的人，他也许是寻找一种别人永远无法得到的体验——死的体验。
而中国人由于受到追求成仙不死的道教影响，由于儒家要求“舍生取义”却又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坏”的国教思想影响，由于受到佛教所谓“非命观”的影响，害怕“不得好死”，越来越怕死——尤其是肢体伤残的“暴死”，不得已而死时喜欢采取“温柔”的方式平安的死去，因此保证“全尸”也成为一种奖励和特权。由此可见，日本武士的自残行为绝对不是中国道家的或儒家的，也不是释家的，而是日本独特的哲学的影响。
三、武士道“死的觉悟”与武士禅之体验
（一）禅宗成为日本武士的信仰
武士之死是由日本独特哲学决定的，但武士道“死的觉悟”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吸收，尤其是佛教、禅宗的传入日本是分不开的。早在禅宗流传到日本之前，佛教六宗都已经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了，分别得到一定阶层的信仰。例如，公家就有公家的宗教，百姓有百姓的信仰。同样，新兴的武士阶层也需要有自己的并且不同与朝廷和一般民众的宗教。禅宗以及“参禅”风习连同朱子学一起流传到日本，首先是在武士之间流行。
宗教往往被作为统治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利用，武士集团自然也需要能够规范武士行为的意识形态——宗教，因为禅可以帮助武士作到视死如归，能使武士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能让武士忍受清贫的生活，随时抛弃一切物欲和情念，所以，以“执权”的身份控制镰仓幕府统率天下武士的北条时赖，成为北条氏一族中最初的禅修行者，他曾邀请了许多从京都和中国南宋来的禅匠到镰仓，此后担任执权的北条时宗、北条贞时父子向来自中国的禅僧祖元等学习禅、求法，据说北条氏还借此增强了护国胜敌的信心和勇气，打败了蒙古军的入侵，在他们的影响下修禅的武士越来越多。所以说，禅宗能够在日本广泛传播与日本武士阶层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日本第二个幕府——足利幕府的将军们更是禅的崇拜者，例如足利义满，一边当将军并接受明朝的册封——“日本国王”，一边却作和尚修禅。他手下的武将们自然也仿效着他学起禅来。“可以说，当时日本的天才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成为禅僧或武士，并且凭借着这二者精神的融合还构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武士道”１。
修禅培养了日本武士的艺术气质，从而选择剖腹的死法并将其艺术化，下面我们探讨一下禅宗如何促进了早期武士道思想——“死的觉悟”的完成，如何形成日本武士特殊的生死观。
（二）“生死一如”之生死观
即使是旁观他人引刀剖腹也不是一件轻巧的事，此非一般人可能为，否则不成其为武士了，毕竟求生是所有人的本能。那么，武士们怎样克服这个本能的欲望呢？完全依靠道德精神约束量和责任感也许还不够，讨论武士道时不得不说禅，禅宗为什么能够影响日本武士？为什么得到武士阶层的支持并广泛流传？原因就在于禅帮助武士们解决了生死这一最大的疑难。
日本武士自然是以搏杀为“正业”。以杀人为职业的武士要在刀来剑往的决斗中度过一１ [日]铃木大拙著：《禅与日本文化》，陶刚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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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以也免不了被杀，理所当然几乎每天都要面临的“生死问题”，不能不思考生死问题。往往失败在于一瞬之间，或在于一时之恍惚，或在于一念之差，“一念”之下稍一分心便可能使自己命丧黄泉，为了不分心又不能不回避这些“杂念”，那么他们怎样处理生死问题呢？不如“无心”！
“无心”也就是“无念”、“无想”。这种“死的觉悟”是一种临战体验、临战心态，它和剑道等武道所必备的心理素质是同一的，所以早期的武士道叫做“弓马之道”、“兵之道”。佛教世界观的核心是“无”。那么，日本武士怎么样才能体验出“无”，从而具有这种“敢死”精神，支持武士去勇敢的面对死，勇敢的去赴死呢？这种无又是怎样的“无”呢？铃木大拙是这样理解的：
这种支持具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双重意义：道德上要让武士在一旦决定进路之后，就
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哲学上使武士们明晓生死并无差别。这种决不后退的精神自然是来自哲学上的确信，不过禅宗是一种意志的宗教，因此，和哲学相比，禅在道德方面也许更能激励武士的精神。禅在哲学上是反对理性而注重直觉的，认为直觉才是到达真理彼岸的捷径。这一切，都使得禅对武士阶级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武士阶级的精神比较单纯，绝少沉迷于哲学上的苦想，这种根本上的禀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去寻求禅的精神。
１这或许就是禅同武士之间发生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