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回归系数最大。此外影响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率和居民收入水平。一年期定期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qd上升2.81个百分点，而cd和rd分别只上升0.88个百分点和1.66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投资的三资企业越来越多，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得货币当局对外净资产越来越多，恰好也反映了国民财富增加，因此qd与货币当局总资产的比率正相关，f每增加一个百分点，qd增加0.66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长期偏高，增强了我国产品竞争力，多年的贸易顺差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货币当局资产结构对公众资产结构选择有显著性影响，但是货币当局资产结构又如何影响货币乘数呢？
狭义货币乘数m1决定于cd和rd，货币当局资产结构中d、o与cd、rd都是同向运动，只有g与rd反向运动。因此我们预计g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回归系数为正，而d、o回归系数为负。同样地，选取货币当局资产结构、法定准备金以及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对狭义货币乘数回归，并剔除其不显著性因素，最后得到模型如下：
m1 0.7282m1( 1) 0.605f 2.8323g 0.2970d 0.0127rt 0.0129rr
(13.7979) (5.0031) (4.5368) (3.3297) (-2.8322) (-2.1316)
R2 0.9213 D.W. 2.0893 F统计值 163.859
实证结果似乎与我们预期不合，但是注意到f=1-g-d-o。将其代入上面的模型，可得： m1 0.7282m1( 1) 0.605o 2.227g 0.308d 0.0127rt 0.0129rr 0.605 这说明当保持f、o不变时，g上升一个百分点，而d下降一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乘数将上升2.532个百分点。这样不增加基础货币的量，只改变货币当局的资产结构就可以使得狭义货币供给量上升2.532个百分点。
决定广义货币乘数的因素除了现金存款比率cd和准备金存款比率rd以外，还有准货币存款准备金qd，而准货币存款准备金qd主要影响因素是货币当局国外资产占总资产比率f。因为准货币存款准备金qd上升，广义货币乘数也上升，所以f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回归系数为正。实际估计结果如下：
m2 0.4590m2( 1) 3.1198f 7.8736g 0.6194d 1.3149o 0.0344rr
(6.2723) (7.5835) (5.7024) (3.0019) (2.2817) (-3.1640)
R2 0.9640 D.W. 1.9194 F统计值 374.821
不难发现对现金存款比率cd和准备金存款比率rd以及准货币存款准备金qd都有显著性影响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rt没有出现在广义货币乘数模型中。主要原因是rt对三者都是正的影响，而广义货币乘数与cd和rd是反向运动，而和qd是同方向运动，正负效用抵消了，所以一年期定期利率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不明显。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广义货币乘数的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法定准备金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乘数要下降0.034。更重要的是，货币当局不同的资产占总资产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差异很大。比较而言，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占货币当局总资产比率对广义货币乘数影响最小，只有0.6194，对政府债权占货币当局总资产比率对广义货币乘数影响最大，达到7.8736，这就说明以直接信用方式调节基础货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从货币供给路径来说，增减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只能影响商业银行的供给约束，而没有改变货币持有主体的货币需求；而间接信用方式调解基础货币却使得资本市场的相对收益率变化，打破他原来的平衡，使得货币持有主体主动改变其资产结构，产生新的货币需求，最终引起货币乘数比较大的变化。这恰好也说明了货币的内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