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三）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经济发展模式。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虽然我国早在“九五”计划中就提出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迄今仍未发生根本改变。2010年，中国人均生活消费CO2排放水平为0.73吨，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即使采用比较严格的节能减排措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仍然会增加。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低碳经济一部分的低碳消费将成为中国的现实需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中，中国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耗能、高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但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地方政府的政绩与招商的博弈、各地区经济发展不一致导致的重复投资、就业问题与投资的两难选择、二元的经济发展模式等实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我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或许大于正面效果。对此，推动高碳消费模式向低碳消费模式的转变将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大化。
（四）国际贸易分工中的“世界工厂”地位
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它们享受着占据研发、设计、全球营销等产业价值链高端的高额利润，同时不断将高排放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处于国际分工和价值链的低端，在世界市场上很少有属于中国的世界知名品牌。中国加工的产品在整个产品生产链上也属于最低端的环节，大力发展加工贸易虽说可以是我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这也必然会以高资源消费，高环境污染为代价。在中国约140万hm2的污水灌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污水灌区面积的64.8%，其中严重污染的占8.4%；全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达1857万吨，烟尘1159万吨，工业粉尘1175万吨；中国每年约有1/3的工业废水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就排入水域。在全国有监测的1200多条河流中，目前有850多条受到污染，90%以上的城市水域也遭到污染；中国的天然草地面积逐年缩减，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的草地面积占50%；另据预计在2020～2030年间，我国石油产量将保持在2.2亿～2.4亿吨的状态，天然气产量将
住宅设施
达到2000亿立方米，比2009年（830亿立方米）提升141%。未来20～30年内中国矿产品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增加，据专家预测，202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品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矿产将难以保证需求。在我国出口的商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高能耗、高度依赖原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商品。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我国又承接了相当一部分劳动、资本密集型、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我国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我国经济的高排放实际上相当程度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了责任。据美国《自然地球科学》统计，2002～2005年期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中有50%来自于出口生产。
（五）路径依赖及“锁定效应”的影响
一个国家在经济成长的早期，为了追求发展的高速度，往往将稀有的资源配置到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使得这些地区逐渐比另一些地区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为的是以此发挥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带动作用。这种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具有路径依赖——而难以在短期内予以消除，就很难改弦易辙，以至于在演进过程中进入一种类似于“锁定”的状态，这种现象简称“锁定效应”。例如，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等，一旦投入，其使用年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其间不大可能轻易废弃。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对化石能源技术的严重依赖，其程度也随各国的能源消费政策而异。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时期，将一些重化工等高碳产业和技术不断通过国际投资贸易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在对外开放的三十年里，经济已经日益融入全球的分工体系。而在深化开放过程中建立的初始要素资源、低层次人力资本要素资源的锁定效应则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严重阻滞了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进程。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关键是技术的创新，即那些有助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发展的碳中性的技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系统对创新能力的支持，然而系统中存在着的“技术—制度锁定”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技术创新的产生与实现。我国倘若继续沿用传统技术发展高碳产业，未来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定量减排义务时，就可能被这些高碳产业设施所“锁定”，因此需要从创新系统的视角探索有效防治“锁定效应”的途径。我国目前正面临着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中国在2006～2030年间需要在能源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