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人的信任与城市的列联分布见表3。
表3、对家人的信任程度在四个中国城市的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家人的信任
深圳
上海 天津 武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完全不信任
0.0
0.5 0.0 0.0
不信任
0.0
1.1 0.0 0.0
不确定
0.0
1.1 1.1 0.0
可信任 14.7 16.8 20.3
13.7
完全信任 82.6 82.1
79.7 86.3
（总数） 190 190 187
9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square=13.181, df=12, p=0.35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是，在对直系亲属的信任程度上，在四个城市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见表4)。虽然将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加总的结果在四城市间没什么差别，但上海有超过
60%的人
认为直系亲属完全可以信任，而在深圳，这个比重只有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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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对直系亲属的信任程度在四个中国城市的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家人的信任 上海 天津 武汉 深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完全不信任
1.1
0.0 1.1 0.0
不信任
1.1
1.1 0.0 0.0
不确定
2.1
0.5 0.5 3.7
可信任
57.9
37.4 40.5 48.7
完全信任
37.9
61.1 57.9 47.6
（总数）
95
190 190 18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square=31.593, df=12, p=0.0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们对朋友的信任程度居于第二位。对亲密朋友的信任程度，略次于对家人和直系亲属的信任。有88.0%的人认为密友可以和完全可以信任。这个信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一般亲属的信任。认为一般亲属可信和完全可信的比例为74.5%。这个结果是与 “远亲不如近邻”的日常观念相一致的。近邻当然不是指所有的邻居，而是指经常相互往来的密友。
排在第三位的是对熟人的信任。与“对熟人的信任”这个因子相联系的三个变量，即对单位领导、同事、熟人的信任，合计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的百分比，都在40-50%。而对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信任程度，又比对邻居的信任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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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单位在中国的重要性。
信任程度最低的是一般社会信任，即对从未来往或不太来往的置信对象的信任。我们发现，在衡量社会信任的三个变量中，对一般朋友的信任程度最高，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的比例占41.6%。这大概是因为“一般朋友”这个说法的歧义性：凡是说“一般朋友”值得信任的人大概都将它理解为真正的朋友，而那些说“一般朋友”不值得信任的人则将它理解为一般熟人。有意思的是，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陌生人)可以信任和完全可以信任的比例为29.8%，高于对一般熟人的信任。认为一般熟人可以信任和完全可以信任的比例只有20.6%。人们怎么会对一般熟人的信任度比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还低呢？一种解释是，凡是归于“一般熟人”范畴的人，大抵是因为某种原因作不成朋友的人，连一般朋友都不是。换句话说，他们是些信任度可疑的人。既然如此，社会上大多数人也许比他们守信的可能性还高一些。
那么社会信任最低这个结果是否证实了福山关于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国家的判断呢？没有。相对其它信任，社会信任显得很低并不一定意味者中国的社会信任低于其它国家的社会信任。福山的判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证基础，只是想当然而已。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证研究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
由Inglehart 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一九九零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四十一个国家中， 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 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个结果使Inglehart大惑不解，以为自己的调查方式出了问题 (Inglehart 1997: 173)。 一九九三年，两位日本学者针对同一问题再次在中国进行了调查。 他们的结果虽然比Inglehart 的要低一些， 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 (Manabe 1995)。 一九九六年， Inglehart 进行了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调查，”含盖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包括在内。 这次的结果与前两次的结果大同小异，仍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中国人说，他们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 (Inglehart 1999: 91)。 虽然Inglehart 仍无法解释中国人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但他已不再怀疑自己的数据有问题了。我们在九八年作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个比例比前几项调查结果低得多，不知是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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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调查更准确，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正在急剧下降。 在九十年代，美国的社会信任也跌落了许多 (Uslaner, forthcoming)。不管怎么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信任度国家。
考察这10个变量在四个城市的分布情况，我们发现，四个城市间的差别很大，上海各类信任都高于其它城市，深圳多类信任都低于其它城市，而天津与武汉的多项信任十分接近。结果见表5。
表5、10个信任变量在中国四个城市的百分比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 海 天 津 武 汉 深 圳
Chi
————— ————— —————
————— square 可 完全
可 完全 可 完全 可 完全 Test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信任 P
——————————————————————————————————
——
% % % % % % %
%
家庭成员 14.7 82.6 16.8 82.1 20.3 79.7 13.7
86.3 0.356
直系亲属 37.4 61.6 40.5 57.9 48.7 47.6 57.9
37.9 0.002
其他亲属 64.7 17.4 73.7 5.8 59.9 4.3 65.3
4.2 0.000
密友 57.9 37.4 67.4 20.0 67.9 17.1 66.3
13.7 0.000
一般朋友 54.7 3.2 42.6 0.5 27.3 0.5 30.5
0.0 0.000
单位领导 52.1 2.1 44.4 4.2 42.7 7.0 37.9
2.1 0.176
9
单位同事 51.6 1.1 39.5 0.0 45.4 1.6 35.8
1.1 0.271
邻居 45.3 0.5 32.1 0.5 46.5 0.5 35.8
0.0 0.031
一般熟人 30.0 0.0 12.1 0.0 16.0 0.5 26.3
0.0 0.000
大多数人 38.4 0.0 28.9 0.0 27.8 0.5 16.8
0.0 0.0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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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平方检验显示，四城市之间，在对其他亲属的信任、密友的信任、一般朋友的信任、一般熟人的信任上，高度显著；而在对直系亲属的信任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上，也有很显著的差异；在对邻居的信任上，比较显著的差异。在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单位领导的信任、单位同事的信任上，没有什么差异。
从对各类置信对象信任度差异的观察不由使人想起费效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论 (费效通1949)。费先生提出这个理论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我们的调查表明，时至今日，中国城市人口依然象当年乡下居民一样，维持着亲疏有序的关系格局：亲人间的信任高于朋友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高于熟人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又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看来，“差序格局”不仅存在于乡土中国，也存在于现代中国。进一步也许我们应该问，这种所谓“差序格局”是否是中国特色。实际上，“差序格局”也存在于其它国家。Banfield(1958)对意大利南部的研究发现，那里的人信任度极低，几乎对谁都不相信，但他们对家人是很信任的。Banfield没有研究意大利南部人对各类置信对象的信任度。恐怕那里的人际信任关系也呈现某种“差序格局”。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美国与意大利南部正好相反，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国家(Inglehart的几次调查都发现，美国与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不相上下，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九六年费城的一次调查表明，那里的信任也是种“差序格局”：对家人的信任度达97.8%，对同事的信任为89.3%，对邻居的信任为73.9%，对陌生人的信任为57%(Uslaner: Table 2-1)。意大利南部和美国的例子代表了高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的两极。既然“差序格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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