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这样两个社会，我们有理由相信，“差序格局”也存在于其它社会，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关于信任的理论：如何解释信任？
上一节讲的是各类信任之间的差别。随着置信对象亲疏距离的拉开，人们
对他们的信任度一般也越来越低。但一般归一般，不管对哪一类置信对象(trustees)，不同的施信人(trustors)信任度差别仍然很大。例如，虽然有70%的人不能信任陌生人，但毕竟有约30%的人认为大多数陌生人也是值得信任的。这一节把着眼点从置信对象移到施信者身上，看什么样的人，因为什么原因对别人信任感强一些。换句话说，本节的目的是探讨影响信任的种种变量。
下面我们先依次介绍解释信任的六种理论。在评论这六种理论的基础上，
本节的结尾处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假设。虽然在讨论中我们会涉及各种信任，但重点将放在社会信任上。什么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这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现有理论
利他性信任
Jane Mansbridge (1999) 认为信任有两种，一种信任是基于对他人可信度
的估计，可信度高的就信任，可信度低的就不信任。在她看来这种完全基于算计的信任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另一种信任则不同。即使经验告诉你他人可信度不高，你仍然愿意相信他们，哪怕自己上点小当也在所不惜， 这种信任就是利他性信任。利他性信任是值得称道的， 因为它包含着让他人收益的愿意。什么人最可能持利他性信任呢？ 当然是利他主义者和那些自己守信的人。
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确有利他性信任。 在我们调查的人群中说不定就
有利他主义者。 问题是， 有这种涵养的人毕竟不多。更重要的是，用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信任在不同人群间的分布。 差序格局的存在说明人们信任什么人，不信任什么人的主要依据是对其可信度的估计。 即使那些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也未必是出于利他的考虑才这么说。 否则不同城市，不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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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就不会在是否信任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别来。
信任文化
Almont and Verba 在
(美国和英国)和三个新民主国家 (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他们发现，就社会信任而言，美国和英国要比其它国家高。同时他们还发现人们的其它生活态度在这些国家也呈现出很大的差距。 对这一切，Almont 和 Verba 统称为政治文化?。 根据他们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心理倾向。因此，不同的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其后，Inglehart (1977，1990，1997) 利用更大规模的跨国时间序列数据证明，的确， 有些社会具有高信任度的政治文化，而其它社会的政治文化却是以低信任度为特征的。 Putnam (1993) 则进一步证明，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 (如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信任文化也可能很不一样。 Fukuyama (1995) 更干脆，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划为两大类，一类叫低信任社会，另一类叫做高信任社会。
凡是将信任解释成文化现象的人都或多或少相信，信任是本社会文化密码
的一部分，而文化密码象基因一样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世代相传的。如Fukuyama 就认为信任来自“遗传的伦理习惯”(1995：34)，是本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 (1995：336)。
文化差异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 但不同社会信任程度
的高低恐怕不能仅仅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而且恐怕不能主要用文化差异来解释。 Fukuyama 整套关于高信任社会/低信任社会的理论其实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印象之上，没有如何实证基础。 Inglehart 三次对几十个国家 (包括中国) 进行的“世界价值调查”发现，一般而言，受新教和儒家学说影响的国家比受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更容易产生信任， 这似乎印证了文化解释。 但与此同时， Inglehart 发现各国的社会信任度也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相关 (1999)。
文化说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充其量只能用来解释不同社会间信任度的差
别， 无法解释同一社会内部信任度的差别。 具体说来，文化理论对我们解释中国当代都市中的信任大概帮不上忙，因为四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大同小异 。 的确，四个城市的信任度大相径庭， 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说四个城市的文化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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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不一样。本文将不对四城市之间的信任度差异进行解释。 这种解释只有当我们对四城市的宏观背景有更多了解时才有可能进行。
信任的认识发生论
根据这个理论，人们的信任度都是从自身过往经验里学习来的。 如果过
去与人打交道很少上当，我们会很愿意相信人，哪怕这些人我们并不认识。 相反， 如果过去与人打交道曾吃过背信弃义的亏， 我们就会对他人充满疑虑， 哪怕这些人是我们的熟人。信任的认识发生理论特别强调幼年心理发育阶段的经验。如果幼年期生活在破碎的家庭，父母离异，或者受到父母的虐待， 很难使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信任感。 同样， 如果幼年生长在恶劣的社区环境里，目睹暴力和犯罪，见惯了弱肉强食，信任他人也是十分冒险的。 相反，成长于中上阶层居住的社区，出生于和谐美满的家庭，信任感可能更容易产生。在这个意义上， 高信任感是幸运经验的副产品。
信任的认识发生理论是如此重视心理发育期的经验，以至于它推论，信任
感或不信任感一经形成不易改变。 如果早年形成了不信任感，成年后要有大量相反的经验才能将其克服； 如果早年形成了信任感， 成年后也要有大量受骗的经历才会使之削弱 (Erickson， 1963)。
要检验这个理论， 我们需要了解被调查对象幼年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
环境，如父母是否离异，父母是否培植了幼儿的信任感，他们生活的社区秩序如何，他们成长的年代是否有利于培养人们彼此间的信任感等。可惜的是， 除了最后一项，我们没有其它变量的数据。
理性选择论
理性选择论的代表人物是 Coleman 和 Hardin。Coleman 认为， 信任别
人是件很冒险的事。 信任别人就等于将自己拥有的资源主动放到人家手里。 理性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福利， 或至少不损害自己的福利。 在信不信任他人问题上， 理性人的出发点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如果信任别人会使自己吃亏的话， 理性人决不会信任别人。 只有在信任别人很可能使自己受益的情况下，他才会 信任人。 因此说来， 理性人在决定是否信任他人时必须权衡两样东西， 一是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相比孰重孰轻， 二是对方失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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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有多大 (Coleman 1990: 99-101)。 基于这两个考虑，理性选择论认为，信任都是某甲对某乙在某事上的信任。 首先， 甲信任乙是有限度的。 他在某些事情上信任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信任乙。 乙向他借钱去买一杯茶， 甲可以信任地借给他； 但是如果乙开口借一万块钱， 甲就不一定能信任他了。 其次， 甲之所以信任乙， 是因为他自信了解乙， 知道乙即使出于自私考虑也不会失信。 这种自信只能建立在常来常往的基础上。 换句话说， 理性选择论者说的信任一定是彼此互相十分了解的人之间的信任， 或朋友间， 熟人间的信任。
理解选择理论喜欢用搏弈论来解释为什么信任可能在理性人之间产生。
在囚徒悖论的搏弈中，搏弈双方在两种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合作的， 一是一锤子买卖， 一是大家事先知道游戏是有终点的。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正好具备这两个特点， 因此陌生人之间打交道， 谁守信谁吃亏。 于是， 相互欺骗成了最好的应对策略。 熟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则不同。 不管是同事，邻居，亲戚还是朋友都与我们有某种固定的关系。 他们与我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经常要来往； 他们与我的关系也不会突然在某一天终结。 他们如果欺骗我，不仅以后无法在需要我帮忙时得到我的援手，而且可能在同事间，邻居间，亲戚间或朋友间搞得声名狼藉。 因此， 与熟人，朋友，亲戚的紧密关系使得他们有意愿在与我打交道时守信。 反过来， 由于了解这一点，我对他们的信任都要高一些。 用搏弈论的语言说， 多次重复且无限期的游戏可能诱导人们合作 (守信) (Axelrod 1984)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亲戚，朋友和熟人会一视同仁。一般而言， 谁
与我的关系越紧我越信任谁。 过去与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也会影响我对他们的信任度。 对那些曾经失信于我的人， 我当然会警惕性更高一些。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
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勿庸置疑， 这个变量十分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信任家人胜过朋友， 信任朋友胜过熟人，信任熟人胜过陌生人。 可惜的是， 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的研究至今仍偏重于纯哲理性的讨论 (Hardin 1993, 1999，2000; Levi, 1999)， 还没有将理论操作化。
理性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缺陷。 第一， 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人会信任陌
生人。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如果甲不了解乙，他是不会信任乙的。 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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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乙是陌生人的话， 甲对他可以说是无从了解。 在不了解乙的情况下信任乙，这已违反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 但是， 正如Inglehart 的跨国研究所揭示的，各国都有一批人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即使在信任度最低的巴西，也有约百分之五的人这么看待陌生人。 如果说百分之五可以用\毕竟有人会不太理性\来搪塞的话，北欧国家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这么看就无法解释了。 我们总不能说， 大多数北欧人都不理性吧？
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假设所有人都是同质的。在甲信任乙的陈
述中， 该理论只强调了甲对乙了解多少，而不问甲和乙是什么人， 他们在社会中各自处于什么地位， 他们各自掌握多少权力资源。 各国的实证资料显示， 信任感在不同阶层中分布是不均匀的。 一般而言，社会地位越高， 权力越大的人更倾向于相信别人。 我们将考察中国四城市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
制度论
制度学派的口号是 Institution matters。 该学派认为某些制度环境比其它
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信任感的产生。 首先， 存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政府至关重要。 霍布斯认为没有公共权威体制的社会必定是人们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的社会。 在那种状况下，人们是无法彼此信任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政府都有利于增进社会信任。 至少政府应该奖励守信者，惩罚失信者。这就要求有健全的法制。在健全的法制下， 失信的代价较大，这样人们就更可能对他人产生信任感。 如果政府能进一步用制度建设的方式为公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 提供社会安全网，使他们不必恐惧一时的疏忽会造成终生的遗憾，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他人失信的潜在损害。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 社会信任有可能得到增强。 更进一步，如果政府增加自身运作的透明度， 允许公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他们的政策偏好和不满， 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向公民负责，人们就会增强对政治制度本身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信心。 对制度的信心反过来可以增强人们彼此间的信任感。
在研究信任的学者中有很多人特别注意信任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例如，
在一九九九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题为《民主与信任》的论文集 (Warren, 1999)。一些学者注重信任是否有利于发展和维护民主制度 (Inglehart 1990, 1997; Putnam 1993)，而另一批学者则关注民主制度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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