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彼此信任。有人断言，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信任才是种理性的搏弈。在极权体制下，过度信任他人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当政府一手遮天时，人们至多只能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密友(Levi 1996)。 只有当人们沐浴在民主的阳光时，他们才可能信任陌生人 (Mueller and Seligson 1994)。
实证研究发现，民主体制下社会信任度的确较高。 但是，民主与信任相
关并不意味着民主导致了信任；相关关系可能意味着是信任导致了民主。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某些其它变量同时影响民主和信任。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论仍在继续。
制度理论与文化理论一样，它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社会间信任度的差异，却
无法解释同一社会中为什么有些社群的信任度高于其它社群。 这与该理论假设制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有关。 但现实世界里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都是中性的。 同样的制度安排 (如产权制度)，某些阶层可能受益多些， 另一些阶层受益少些。 受益多的阶层容易产生安全感， 他们可能信任感强一些。 而受益少的阶层缺乏安全感， 因而他们的信任感也弱一些。 也许只有假设制度带有倾向性的制度理论才能解释同一社会里为什么信任感在人群呈不均匀分布， 但似乎还没有人将这种带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制度理论运用于信任研究。
道德基础论
道德基础论的目的超越理性选择论对信任的工具性解释。 理性选择论认
为信任只可能在有过交往经验的家人，亲戚，朋友，熟人之间产生， 但不管在哪个社会总有一些人表示愿意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在有些国家，持这种看法的人高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很明显，用理性选择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信任自己认识的人靠的是对他们的了解，其基础也许是理性。但是信任自己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其基础不可能是理性。于是有人提出了信任的道德基础论 (Uslaner, forthcoming)。
道德基础论认为信任可以划为两大类，对认识人的信任是“策略性信任”
(strategic trust)，而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moralistic trust)。 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其基础是对世界的乐观态度，而不是与人打交道的经验。 一个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任。即使吃过一两次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任感。那么乐观人生态度的实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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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 其实质就是相信其他人在基本价值上与自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我自己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我相信其他人也诺守这个信条，于是我没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别人，哪怕他们是我从未打过交道，今后也不会再打交道的人。
问题是什么会使人对自己，对他人，对未来报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呢？
道德基础论者认为，收入多寡，个人经历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宏观环境。他们特别强调，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可能是人生乐观态度的致命杀手。他们观察到，哪里不平等恶化，那里社会信任度就会下降。在美国如此，在其它国家也是如此。
道德基础论关于社会不平等对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
如果我们接收 Inglehart 和日本学者的调查结果，同时假设我们对四城市的调查反映了中国社会信任度下降的趋势，考察不平等扩大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十分有意思的。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序列数据，跨市的比较也不易进行，因此这个问题还要留待将来进一步探讨。
不过， 依常识判断， 道德基础论者关于个人境遇对人生态度影响不大的
说法值得怀疑。 社会上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对此该作何解释？这需要看看持不同生活态度的人是否呈随机分布状态。如果不是随机分布状态， 我们就要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他所拥有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生活态度。也许人们的生活态度只是影响其信任感的中间变量而已。 对此，我们将试图进行考察。
一种新的理性解释
我们认为甲是否信任乙取决于两个考虑：(1) 甲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2)甲对乙失信可能带来的损失有多大承受能力，或用 Sztompka (1999: 127) 的话说， 甲的相对易损性 (relative vulnerability)。 这里的乙可以是任何人，包括亲人，朋友，熟人和陌生人。
上面介绍的六种理论都将着眼点放在第一个层面 (即甲对乙失信可能性
的判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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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性信任：有没有利他主义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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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文化论：文化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认识发生论：甲的幼年经历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理性选择论：甲与乙过去交往的经验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制度论：制度健全与否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道德基础论：甲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甲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这决不是影响甲信不信任乙的唯一
因素。 我们认为第二个层面 (即甲的相对易损性) 同样重要，因为即使两个人对同一个第三者的失信可能性作出同样的判断，他们仍会有不同的行为。 用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假设有两兄弟，一位是亿万富翁，一位是普通人。 再假设有一位表亲分别向他们俩借一万元钱。 这里表亲失信的可能性对两者是相同的，而且即使那位普通人也拿得出一万元。那么他们中间哪一位会借钱给那位表亲呢？ 大概是那位亿万富翁。原因很简单，对一位亿万富翁来说，因别人失信而损失万把元不过是九牛一毫；而对一个只有几万元家底的普通人来说，一万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因此， 面临同一种情形，前者可以冒得起险，而后者一定会疑虑重重。 这个例子也可以用来解释什么叫相对易损性。 如果表亲失信，对亿万富翁和他的普通人兄弟而言，绝对损失都是一万元。但他俩的相对易损性却不同。相对易损性取决于潜在损失的绝对值在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中占多大比重。
相对易损性 = 潜在损失的绝对值/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
在研究信任的文献中很少有人提到Giddens，但 Giddens 似乎已经注意到
相对易损性在解释信任中的重要性，虽然他没有用这个概念。他认为，占有大量资源可以使人具有一种更加开放，更加乐观，更富同情心，更自在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 (1991：79)。反过来说，缺乏资源可能使人对其他人充满疑心。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别人失信的潜在损失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灾难线”(disaster threshold) 的高低与具体人所拥有的资源多寡有关。 一般而言，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少，其“灾难线”越低，相对易损性越高，他越不愿意冒险信任别人。 反之，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其“灾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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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 相对易损性越低，他越愿意冒险信任别人(Luhmann 1994: 2-3)。
那么具体而言我们说的资源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收入和财富。上面的例子已经说明，穷人信任别人的可能代价是危
及自己和家人的生存； 富人才有本钱去冒险相信别人。
其次是稳定的工作。在现代社会里，工作在人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没
有一份工作，或者有工作但不稳定都会使人不得不成天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这样的状态是不太可能让人对周遭世界报有信任态度的。相反，无忧无虑的人更可能信任别人。
第三是权力。权力意味着权力所有者不必为生机发愁。它的所有者一般拥
有稳定的职位，较高的收入和较多的财富。 有这一切作保障，信任别人的风险是可以承担得起的。
第四是教育。教育是一种具有高度可转换性的资源。 较高的教育水平可
以使人找到较好的工作；如果丢了一份工作，它可以使人比较容易地找到另一份工作。较高的教育水平还可能带来较高的回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教育可能是通向权力之路的跳板。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精英几乎都是知识精英。由于教育与上述三种资源丝丝相扣，我们可以推论，教育水平高的人应该比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容易产生信任感。
第五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也是一种具有可转换性的资源，因为它可以降
低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假设有两个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人，其唯一不同处是其中一人的社会网络比另一人要来得广。 哪一位的生存能力较强？哪一位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呢？毫无疑问都是网络较广那位。因为网络可以帮助他找到较好的工作，带来较高的收入，并接触到有权有势的人。万一吃了别人失信的亏，也是这一位更可能得到朋友的求援和支持。 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社会网络宽的人更容易信任他人。
以上五种资源都有助于降低相对易损性，增加人们的信任感。
必须指出的是，后三种资源不仅有利于降低甲的相对易损性，也有利于增
强甲对乙守信的信心。 权力为什么可以增强甲对乙守信的信心呢？这从权力概念的定义就可看出：权力是迫使其他人做他们本不愿意做的事的能力。 假定他人本不愿做的事是守信，在权力威胁的阴影下，他们可能不得不守信。 因为对手握大权的人失信是件很危险的事。 当然如果他人本来就愿意守信，那就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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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问题了。 教育的作用是可以增强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包括对他人是否会守信的判断能力。 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会盲目信任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怀疑别人。有了这重保障，人们对他人的信任感应会更强。社会网络本身就包含着信任的因素。 缺乏信任，完全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上的关系网是不牢靠的。网络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圈内的朋友和熟人培植信任感，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朋友和熟人的帮助。 当然网络内的信任只是朋友和熟人间的信任，但这种特殊的信任可能为一般的信任 (社会信任) 打下基础。 一个社会网络很窄的人可能得出结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值得信任。 而一个有庞大社会网络的人则可能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对社会大多数人更乐观的看法。
将影响信任的两个变量同时考虑，我们推出以下模型：
甲对乙的信任程度 = 1 - (乙失信的可能性 X 甲的相对易损性)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什么会影响“乙失信的可能性”和“甲的相对
易损性”这两个变量。
影响甲对乙守信可能性判断的因素包括：
甲对乙的了解程度。这里获取信息的方式是与对方是否有互动经验。互动越频繁，信任度越高。人们对朋友的信任超过对熟人的信任，原因大概与互动频率有关(理性选择假设)。上面讨论过的信任的“差序格局”似乎印证了这个变量的重要性。
甲在本地居住的时间。甲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长，他的朋友和熟人越多，对本地情况(包括人们守信情况)的了解也越深(理性选择的延伸假设)。
甲的社会网络规模。一般而言，上述因素不适用于陌生人。但甲的社会网络越广，他遇到生人的时候越可能发现他与生人同时是某个第三者的朋友。这时，那个第三者便成了信任中介：甲信任生人乙，因为甲的朋友丙同时也是乙的朋友。中国社会里的关系网似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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