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
到1979年3月，邓小平在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报告时，直言不讳地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
“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理论务虚会经过反复斟酌，提出赋予“继续革命”以新的解释“看来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个提法是作为“文革'指导思想出现的，已经同”文革“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郑重提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它”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必须”坚决纠正“。
在”继续革命“问题上，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耀邦对”文革“路线的怀疑态度和大无畏的批评精神，引起小平的共鸣和关注。以邓小平为政治后盾，胡耀邦通过《理论动态》频频发力，吹皱一池春水，人民日报推波助澜，从此在全党全国掀起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海啸春潮。 1982年，人民日报没有报道的一件事：“毛选”五卷因为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新的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停止发行。此时，华国锋已因主张对毛泽东“两个凡是”的错误，离开最高领导岗位。 人民日报活版车间负责铸字的工人师傅忽然发现，“革命”两字的铅字需求量大幅下降，而“改革”两字的铸字量急剧上升。一字之差，党和国家基本政策的价值取向已经截然不同。
199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全部出齐。新华社特别说明，文集第八卷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相关文献，只选了这一时期关于对外宣传、三个世界的划分、打开外交新局面、调整文艺政策等方面的一些论述。尽管如此，新华社承认文集第六、七、八卷，即从1949年建国到1975年病逝前夕，有些重要著作仍“有'左'的痕迹”。
《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文集》一字之差，后者只具备“历史文献”价值，与华国锋奉为圭臬、宣誓要“进行到底”的那个“继续革命”理论已经风马牛不相及。
二十五、臭老九
招生会议两度开
197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和王惠平来到北京饭店，采访当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29天前，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刚刚在太原开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两次开会研究大学招生已是前所未见，更没想到，北京会议一开就是44天!会场从北京饭店开到前门饭店、友谊宾馆，从友谊宾馆的主楼搬到配楼，最后又改在专家套房，从盛夏开到秋凉，参会的外地代表不得不让家人寄来秋衣。什么样的议题如此费尽周折仍然举棋不定?
这个会议关系到当时几千万青少年的命运——该不该恢复“文革”后中断11年的高考?能不能用考试的方法录取新生?“出身不好”的人有没有资格考大学?在今天看来，这些属于常识、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议，因为恢复高考势必颠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价值。有人要冲破牢笼，有人要誓死捍卫，有人沉默以对，有人王顾左右而言他。 会下悄悄流传一首打油诗： “招生会议两度开， 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 玉门紧闭吹不开。”
“玉门”是个双关语，暗指教育的大门。中南海抓捕“四人帮”后，政治形势渐趋宽松，“文革”前的老电影陆续恢复上映。经过多年“革命大字报，嗨!烈火遍地烧??”这类“文革”歌曲的癫狂冲击耳膜，“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抒情在大街小巷悠扬地抚慰着中国人紧绷的心弦。但教育界的坚冰就是迟迟不肯融化。
1948年投奔解放区的老记者穆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找到教育部几位领导反映说：
“照这个样子，会议开不下去，能否把会议的分歧写成一份内参向中央反映?” 雍文涛副部长说“你要想写，可以写”，但李琦副部长、特别是华国锋任命的刘西尧部长都不置可否。 执政党向大学宣战
穆扬1948年调入当时还是晋冀鲁豫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于共产党执政近三十年间教育制度的动荡了如指掌。
穆扬刚进人民日报时，正赶上薄一波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做施政报告。当时中共对教育的态度还比较克制，承诺华北解放区中小学校“大体上应当暂时沿用国民党时代的旧制，而在课程上加以必要的改革”。
大学也是如此，像辅仁大学把宗教课程改成了选修，燕京大学主动增设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课程，但教授还是教授，他们多年养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没有受到冲击。对于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教会资助的大学，起初也还允许其存在。
随着全国政权落入囊中，“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进城后，与身边的高等学府显得格格不入，迅速打破了20世纪上半叶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平衡。 一个有趣的对比：国共两党均受日俄德影响深厚，而中国教育界则饱经英美文化熏陶;日俄留学生投身革命战争者众，英美留学生大多选择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及和平的党外民主运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共产党“六大”在苏俄召开，国共两党很多政要和将领都曾在日俄留学并接受其资助，都聘过德国军事顾问。两党都曾企图以日俄德的政治全能主义，渗透和干预英美教育体系。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大学设立“党义课程”和孙中山“纪念周”，但在其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始终未能从组织上彻底掌控大学校园。 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在上海做中国公学校长时，断然拒绝在校内悬挂国民党旗，也不肯安排孙中山“纪念周”。散淡文人林语堂则用美国式幽默调侃道：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止不住东想西想。” 即使对于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不能因为政府提供办学经费，就对教员聘用和学生管理指手画脚。政府通常任命政治色彩较淡、社会声望较高的文化人做校长，大学内部事务则由教授评议会掌管。大学独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做过北大校长的国民党人蔡元培道出了那一代大学校长共同的办学理念。难得的是，当时的政府对此竟然也给予默认和宽容，否则就难以想像“五四运动”可以在军阀政府的肘腋下发生，中共地下党竟然把国统区的学潮演绎得如火如荼。
陶行知在南京政府眼皮底下办晓庄师范，惊动蒋介石大驾，亲临学校视察。正在授课的陶行知闻报，没有受宠若惊，淡然处之，安排手下接待，自己继续讲课。
1937年“七七”事变前，北大三位“红色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被捕，政见不同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挺身而出多方奔走，使三教授获得释放。
40年代末，国民党特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校长梅贻琦闻讯立即召集校务会，通知黑名单上的几十名学生离校躲避。
正如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周鲠生致胡适信中所言：
“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
在国民党望而却步的地方，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提出废除国民党政府“反动的教育制度”和“英美式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为穷人乞讨兴学的武训，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知行合一，解放前一代人“教育救国”的痴想，这些中国传统教育的国粹均受到严厉抨击。过去不关心政治，或者像梁漱溟教授那样不自量力地企图在国共两党以武力为后盾的政争中另辟蹊径的自由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钱钟书、杨绛夫妇戏称为精神“洗澡”。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在强化国家工业化所需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同时，一举取缔了与世界文化主流接轨的政治学、社会学等课程，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接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后踵被驱逐出境。本是现代西方哲学经济学一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执政党变幻无常的政策主张，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大学者陈寅恪在中国科学院邀请他北上主持学政的答复中，要求毛泽东和刘少奇手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在当时的情况下已是痴人说梦。
到1957年，大学的自由主义防线终于崩溃。对于不肯放弃自由主义信仰但也未必真想冒犯现政权的教授们，毛泽东不能再容忍下去。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以工人农民的名义剥夺了各学科整整一代最优秀学者的教学与研究权利。毛泽东以“主人”的身份，宣布终结大学教授“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把高考“扔到垃圾堆”
斗垮人之后，接着摧毁制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信中抱怨说：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煽动“教育革命”、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五七指示”。“文革”一来，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整整一年，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被调回国，休学一年参加“文革”。北京大学聂元梓“炮轰”校方的“全国第
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毛泽东授意下公开发表，“红卫兵”组织冲上政治舞台。在毛泽东彻底颠覆教育文化秩序的雄心鼓舞下，一些中学生以“愤青”的狂热，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废除高考。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周珣2007年采访了解，那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两名高三学生薄熙永(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找到学弟刘源，请他给父亲刘少奇递交一封信，郑重地说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认为当时的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回到家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悄悄搁在了刘少奇办公桌上。
1966年6月18日，这封信与更早写出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学生信同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共同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让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首先取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然后“党从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中挑选出更好的、真正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青年去升学”。
人民日报为两封信配发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透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在6月13日发出通知，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从当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这个通知时，“文革”乱局已成：新的“中央文革”陈伯达做组长，江青、张春桥做副组长，康生为顾问，虎视眈眈即将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陈伯达在人民日报“政变”成功，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动乱引向全国。但此刻毛泽东还在南方集聚力量，以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与刘少奇摊牌;刘少奇、邓小平虽然政治地位摇摇欲坠，在形式上还留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刘少奇安排发表北京四中学生的来信，未尝不是对领袖的曲意逢迎。所以刘源说，废高考，刘邓那一代人是有责任的。虽然这样的决策不可能没经过毛泽东的首肯，这样的决策也百分之百地是在落实毛泽东的意图。
《人民日报》扬言：“摧毁”从孔夫子以来几千年“旧的教育思想影响”，把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理由是：
“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个制度大大阻碍青年的思想革命化，鼓励青年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白专道路。”
《人民日报》预告，以招生考试制度为突破口，要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怎么搞“彻底的革命”呢?社论举例说，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