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12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报道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三名知青王文尧、恩亚立、邢卓对党报煽动小学生与老师对抗很不以为然，以“王亚卓”的笔名给黄帅写信，希望他设身处地为老师们想想，不要做“造反派”。迟群闻讯，在“王亚卓”的信上批示： “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
随即策划了《一个小学生的公开信》作为答复，经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审阅，在《人民日报》发表，把三位失去升学机会的知青诚恳的劝告说成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
一年后，江青委托迟群、谢静宜到河南，调查马振抚公社中学一名女中学生自杀事件。期末英语考试，张玉勤同学答不上来，在“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观念的影响下，在卷子上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学校负责人罗长奇、老师杨天成“不适当地批评”了她，张玉勤由于“感到思想有压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自杀身亡。江青听了迟群夫妇汇报，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回潮”“复辟”的典型，又哭又闹说“要向全国控诉”，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扬言对有关教师“要判重刑”。结果，罗、杨二人被判处2年徒刑。
鼓吹交白卷，鼓励小学生造老师的反，把管教学生的老师抓进大牢，孔夫子地下有知，定会扼腕叹息：桓魋这样的小人、愚昧无知的匡人横行，莫非上天真要毁灭华夏文化?
二十六、穆扬
美籍华人巧进言
当犹太人亡国之际，他们请求罗马统帅允许保留破烂的犹太圣经学堂。谁能料想，就凭这学堂残存的几十个犹太学者保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将近两千年后这个民族得以奇迹般地复兴，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
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前主任王焱感叹：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中国古代也有个传统，就是“守先待后”。每当中国文化处于低谷的时期，总有人出而存亡续绝，使之薪火相传。凭借这个传统，我们民族的文化才得以绵延不绝。 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杨振宁，针对“文革”以来教育科学的衰败，提出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正中下怀，随即指示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
“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
扫除障碍，拔掉钉子，念过南开大学、留学过日本的周恩来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这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另一位美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时，又大胆提出——
“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李政道1974年在上海听说，因为江青偏爱芭蕾舞，学生不需要脱产劳动两年就可以上芭蕾舞学校，理由是跳芭蕾舞不能停。李政道致信周恩来，建议说，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可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此外，优秀青少年可以早入大学，理科人才也要像文艺、体育人才那样从小培养。
在“文革”的万马齐喑中，海外华人是唯一可以对中央高层说点大实话又不必担心被惩戒的通道。周恩来指示将李政道来信用大字版排出，送毛泽东审阅，并临时决定接见李政道。陪同接见的有邓小平副总理，还有“四人帮”及其追随者。
李政道回忆说，周恩来把麦克风交给李政道，要他向大家说明自己的建议。当时气氛紧张，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李政道刚讲完，毛泽东的前机要员谢静宜很不礼貌地说要与李政道辩论，她质问： “选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 李政道的回答滴水不漏： “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会见厅里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周恩来不得不出来干预： “不许开小组会议。”
没有人能站出来声辩说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会见结果，少年班可以试办。毛泽东在接见李政道时，也同意试办少年班。
周总理巧借美籍华人之口扳回一城，满意地宣布会见“到此结束”。这是周恩来不顾“文革”派虎视鹰瞵，以对中华民族负责的胆识，发出恢复高考的先声。 教育部长昏死批斗会场
周恩来在北京医院病榻上安排四届人大新一届政府教育部长人选，坚定地否决了江青推荐的迟群，提名国务院秘书长、“文革”前做过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周荣鑫。
周荣鑫对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很是蔑视，教育部的工作报告从来直接报给国务院，见到写成“春桥同志并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一律勾掉“春桥同志并”几个字。周荣鑫上任后，念念不忘周恩来对李政道的谈话，提出： “现在高中生毕业要劳动两年再上大学，这是个试点，还不一定。像基础理论好的，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荣鑫与计划司管招生的负责人有一段对话： “周总理的指示对不对?” “对。”
“对，为什么不执行?” “??”
“去年不执行，今年也不执行，明年执行不执行?” “当然执行了。”
周荣鑫让教育部派出两个组，调查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事情，准备1976年开始执行。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整顿”国务，1975年9月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尖锐地指出：
“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邓小平预感到“文革派”的反扑，高调声明：
“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邓小平从国家发展的大局考虑，大声疾呼：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 邓小平将了周荣鑫一军：
“周荣鑫，你是教育部长，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
周荣鑫追随邓小平的整顿部署，要求教育界从“教育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
“学校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文化的场所。教师要敢于给学生传授知识，学生必须学文化。”
“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
周荣鑫提出理清几个关系：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分数挂帅和必要的考试，智育第一和智育，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普及和提高，师道尊严和必要的组织纪律。实际上，周荣鑫力图恢复教育的尊严，按照文化传承规律办学。他批评说：
“毛主席说，形而上学猖狂，经济战线猖狂，我看教育战线也很猖狂。” 在教育系统，周荣鑫部长不是孤军奋斗。在“教育革命”的大本营清华大学，“文革”前的第二把手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作派看不顺眼。1975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鼓舞下，他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两次领衔给毛泽东写信，请邓小平转呈，反映迟、谢在清华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从信中读出了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网友tanggongnan在博客上，这样回忆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的戏剧化场面，主会场设在大礼堂：
“二楼的栏杆两侧挂着两副标语，上面的口号是一般化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或者类似的话。到会的党员好像意识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虽然主席台上没有来人，但气氛已经很严肃，偶而的咳嗽声非常刺耳，印象中只有1971年传达林彪事件时的气氛与此类似，但那次传达前，小道消息已经都有耳闻了。但这一次会又与那次会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小道消息都是不利于当时的军宣队领导迟群和谢静宜的，而传达的结果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突然，主席台前的大灯打开，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迟群和谢静宜的陪同下步入主席台。简单的开场白后，吴德开始传达最高指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吴德的话声刚落，二楼的大幅标语被掀起一层，下面的另两幅标语显现出来，其中的一幅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幅是‘翻案不得人心’。后来听说都是老毛的原话。接着就是有人高呼这两句口号，全场口号声此起彼伏。全国点名批邓在这里拉开了大幕。”
邓小平整顿教育，出师未捷，再次被打倒。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表态还有：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已经没有资格坐上主席台，只能在一间指定的小屋里聆听毛主席的数落。在接受无数次批判后，他被专案组安排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劳动。
11月18日，张春桥副总理亲自出面，给教育部长周荣鑫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停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这次劝说加警告中，张春桥说出了那段臭名昭著的断语：
“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 “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周荣鑫仍想坚持，说：
“春桥同志，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学校总得要学文化。” 张春桥火了：
“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法跟你谈!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张春桥谈话失败，迟群等人编写了《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本诬陷材料。经张春桥批准，教育部成立了由迟群参加的“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了周荣鑫的部长职权。
1976年4月12日一早，周荣鑫像平时一样到部机关接受审查批判，临走前抱起不到两岁的小孙子亲了亲。这一去，周部长昏迷在批斗会现场，因专案组的阻挠和拖延，在会场地上躺了3个多小时而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第二天零时许，周荣鑫便离开了人世。他没能看到落实周恩来指示，在全国恢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进行文化考查的那一天。
直到一年多后，人民日报才发布消息说，中央决定为周荣鑫恢复名誉。周荣鑫的“黑后台”邓小平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隆重的追悼会。 查教授一言惊天下
周荣鑫死后，“文革”中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接任教育部长。“四人帮”垮台后，他曾奉命坐镇《光明日报》，看守舆论阵地有功。但他思想保守、政治迟钝，报社同仁提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宣传，他犹豫了一下问： “那还有康老逝世一周年的问题呢，怎么办?”
真是糊涂得可以。出任教育部长时，刘西尧请示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回答得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