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
1977年，教育部在太原晋祠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此时毛泽东已不在人世，教育部允许少数高校尝试招收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只给了2%至5%的额度。
“文革”前的清华大学校长、刚到天津分管科教工作的蒋南翔给刘西尧打电话，要求允许他在全市挑选学生上大学，不要只凭单位推荐。刘西尧口头答应可以考虑，但在晋祠会议上，天津代表出面表示：蒋的意见不代表市委! 太原会议从总体上延续“文革”做法，强调招收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农兵”，文化程度仍然是初中即可，招生方式还靠“群众推荐”，文化考察可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实行“开卷考试”，“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
太原会议闭幕第二天，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东山再起。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件事，就是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他指示政治局委员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组织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特别叮嘱说：
“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于是，中国科学院和著名大学的一批科学家来到北京。中国科技大学青年化学家温元凯还记得：邓小平那天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5天的座谈会，邓小平除了有半天时间因为接待外宾而给大家放假，坐在那里认真倾听了4天半，很少插话。他耳朵有点背，女儿邓楠在他身边一句句讲给老爷子听。
“文革”结束不久，科学家们还心有余悸。三十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年纪最长的杨石先教授先讲，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小平皱起了眉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顾虑。邓小平一番话后，会场气氛渐渐活跃起来。
座谈会第三天，武汉大学中年电化学家查全性副教授开始对高校招生制度“放炮”：
“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连小学生也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这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查全性郑重建议：
“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邓小平没有立即表态，环视四座问道：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教授纷纷表示赞同。大家对废除文化考试、“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气。
“文革”期间大学招生方针是16个字，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要害是取消文化考试，用“领导批准”堵塞政治上“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却为各级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大“开后门”。四川有些地方，计划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已经排到了1980年，全部是干部及其亲属的子女。
江西省负责招生的老主任钟树荣讲过一个真实情况：有一个生产大队大队长把家里能上大学的儿子、女儿、小姨子都推荐走了，只有自己不够条件，不能走。愤怒的群众推倒了他家的围墙。
当年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大学的教学都得迁就班上最差的同学，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著名的北京大学曾经招过这样一个学生，老师问： “1/2加1/2等于多少?” 学生答： “2/4。” 老师耐心启发道：
“你吃了半个馒头，又吃了半个馒头，一共吃了几个馒头?” 学生答： “二两馒头。” 老师无语。
上海交大的许多新生无法理解1/2为什么会比1/4大。东北工学院1972年入学的新生中，没有人学过几何、物理、化学。广州外语学院恢复招生后，个别学生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念不全。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对1976年入学新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查，出了12道初中一般水平的数学题，结果答错6题以上的占80%，几何题基本上没有人做得出来，有的学生连小学四则运算都不会!
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抱怨：
“现在清华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当即不客气地插话：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国少培养大专以上毕业生100多万、中专生200多万，导致“文革”结束后中高级专业人才严重短缺。邓小平在复出前夕曾警告说：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
座谈会代表中的小字辈温元凯抓住一个场合插话说：
“高考制度要改革，能否换成这样16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完后当场表示：
“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邓小平当场询问刘西尧，教育部关于当年高校招生的报告送中央没有。刘西尧说，当天上午刚送出去。邓小平果断地说，那还来得及追回来。查全性也插话附和：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 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这就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的8月8日讲话。此时的邓小平，与11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废止高考时，政治地位同样微妙。
教育曾经两次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滑铁卢。1966年刘邓决定向北大、清华派出工作组，试图约束那里的“文革”狂潮，受到毛泽东严辞训斥，这是刘邓倒台的导火索。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战车在清华大学门口翻了车，帮刘冰转信给毛泽东成了“翻案”的罪证。
“文革”后“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文革”受益者还在台上，对邓小平充满疑虑和警惕。叶帅提议重新启用邓小平时，高层就有人担心： “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
1977年初，华国锋派汪东兴找邓小平谈话，企图以他承认错误、承认1976年广场运动是“反革命事件”为出来工作的前提，被邓小平一口拒绝。 在决定邓小平复出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自嘲“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的邓小平，不怕犯错误，不怕被打倒，三起三落，锐气不减，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终于在毛泽东身后，把恢复高考提上议事日程。历史见证了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大无畏的胆识和伟大的忠诚。 给邓副主席送去“炮弹”
5天后，遵照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回炉重开，研究落实恢复高考事宜。
到底能不能恢复高考?“推荐上大学”这种做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有邓副主席发话，冲到了最前面，但毛泽东余威犹在，教育系统干部还是远远落在后面，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甚至时时东张西望、神经兮兮，高度警惕会不会走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邪路。几十年间遭受毛泽东重创的教育部，即使在“文革”后也仍然是风气最为保守的一个部委。
穆扬和王惠平在会场看到的，就是“文革”精神余孽主导“话语权”的场面。会上只是把邓小平讲话做了一次口头传达，让各个小组自行学习讨论，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却一直不表态。一部分“文革”前在教育系统工作、刚获“解放”的代表内心希望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办，立即恢复高考，但是他们刚刚复出，不太敢讲话。而各代表团的实权人物很多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人，仍然坚持过去的“十六字”招生办法。
广西自治区招生办公室的刘永强回忆说：
“当年的会议遇到涉及政治的问题，谁都不敢轻易表态呀，开会的时候大家会吵起架来，一个问题连续几天都讨论不下来。”
《人民日报》事后撰文介绍《招生会议上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在恢复高考前后，从1977年到1978年，教育系统激烈的争辩包括：
新的招生制度是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利益?是不是“要了城市，丢了农村”，招收的学生“工农成份降低了”。“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现在还算不算数?“不要招生几十万，得罪几千万”，这样下去，“看贫下中农反你不!”
毛主席当年指示：“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毛主席还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实行择优录取，是恢复十七年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扩大了三大差别”。 “择优，不光是分数优，政治上也要择优。”录取考试成绩好的“剥削阶级家庭”考生，就是“排斥了工农子弟”，丢了“政审标准”，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在这些颠覆“文革”成果的敏感问题上，教育部领导就是不吭气。特别是刘西尧部长，态度就是一个字：拖!他从未到会讲话，也很少到会听取代表们的意见。此时，教育部批评刘西尧的大字报贴满了五层办公楼，他却如老僧入定，纹丝不动。
穆扬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深深感到恢复高考的问题积重难返，根子还在于如何评价“文革”前新中国延续的世界主流教育体制，这种体制是不是应该唾弃?教师队伍是不是整体不合格?这就涉及1971年“全教会”强压在中国教育界头上的“两个估计”：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掀翻这“两个估计”，赦免中国教育的“原罪”，还教育和几百万教师的清白与尊严，像高考这样的具体问题都无从谈起。王惠平则认为，“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界的“癌症”。当时教育界反映：
“粉碎了‘四人帮’，教育战线的同志膀子才甩开了一半，‘两个估计’的问题不解决，各条战线能甩开膀子大干，我们还是甩不开。”
穆扬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代表座谈，收集舆论争取推翻“两个估计”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王惠平表示赞同。 9月3日下午，穆扬找到陕西省教育局副局长文鉴白、吉林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王野平、福建省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张惠中、河北省文教办公室高教组负责人刘龙祥、浙江省教育局负责人陈惠滋、石油化工部教育组负责人于文达，在自己驻会房间里秘密座谈当年“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王惠平这天一早因为忙于私事，要请几天假，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