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整整11届中学生的前程，就这样被轻率地葬送。从1966年到1969年，高等院校完全停止高考招生。毛泽东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把3000万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从现代教育体系的链条中硬生生拔出来，驱赶着“上山下乡”。 手上老茧是上大学资格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又对上海机床厂办学经验作出批示：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就在这段批示中，毛泽东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文科大学就不能办了吗?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就危言耸听地说：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
“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后来由于中苏论战等现实政治需要，大学文科专业才得以保留，但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像大师级学者郭沫若，发现毛泽东在唐诗中偏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厌恶“哭哭啼啼”的杜甫，写出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全然不顾自己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犹在：“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文革”后期，北大文科进而沦为“四人帮”批“周公”和“批邓”的吹鼓手，所谓“梁效”文章，其科学性已经荡然无存。
上海机床厂批示一个多月后，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军宣队”驻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让外行领导内行，让低文化的教育高文化的，让没文化的践踏有文化的，就是要从校园内部打断千百年来自成一体的育人方式，扼杀文化价值的自由传承。
从1969年开始，许多高等院校迁出大中城市，大批教师被下放。高等院校6年间撤销106所。学制全面紧缩，大学从4年缩短为3年，小学从6年缩短为
5年，中学从6年缩短为4年。虽然从1970年开始，不少大学更延宕至1972年，恢复招生、上课，但改用“群众推荐”的办法，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为此不惜把生源降低到“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群众推荐”不需要经过文化考试，更不是择优录取。教育部门每年把上大学的名额分配到各地方，形式上由群众评议推荐人选，实际上由那些得到分配名额单位的领导来决定，决定后进行“政审”，最后由地方党委政府审批，招生部门只起一点形式上的作用，高等学校也只能照单全收，毫无选择的余地。
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政审”比文化考试严格得多，完全排斥解放后被历次政治运动整肃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城乡富裕家庭(“资本家”、“地主”、“富农”)以及有海外背景(港澳台亲属、侨胞)的子女。
当年一部反映“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中有句台词：上大学，“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这就是中外教育史上别开生面的“工农兵学员”，从1970年到1976年一共招收94万人，虽然其中不乏某些优秀人才。毛远新甚至在辽宁朝阳农学院推广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挣工分;工人上大学还回去当工人。挑出一个52岁识字不多的农民“王大学”作为大学生的榜样。
这样的“教育革命”，从生源、教育者、教育目标几方面看，都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进步，只能说是一种反文化、反文明的倒行逆施。 古国文明黯淡时
这是中华文明古国星河灿烂的教育史上最黯淡的时刻。
遥想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干戈四起，民不聊生，教育家孔子不顾生命安危，忍受物质匮乏，漂泊十四载，周游十余国，广教三千弟子，培育七十二贤人，殷殷嘱咐他们游说诸侯，救乱世，兴灭国，复礼仪，行仁政。在“文革”时期“批孔”的喧嚣过后，一位中国网友读到日本作家井上靖著作《孔子》，这样描绘自己心灵受到的震撼： “既然文王已逝/传播弘扬文化的只有自己 如果上天要毁灭文化/文化就传播不到他那里 如果上天不想毁灭文化/像桓魋这样的小人 像愚昧无知的匡人 能奈我何/能奈我何 因此/必须听从上天的使命 肩负起/传播文化/拨乱反正 神圣而又苦难的命令
百折不挠地/迈步前去”
八年抗战，遍地焦土，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也从未中止。为了解决撤退到大后方的高校和流亡学生的困难，国民政府开始统一高考命题，用飞机空运试卷到大后方各考点分发。就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刻，中国抗日军队死伤惨重，兵源危机，军方要求征召大学生参军。
胡适等教授坚决反对，认为战事再紧，也要为民族复兴保存一线文化命脉。最后蒋介石拍板，不同意征召青年学生入伍。这个做法，就像当年“神圣同盟”军队兵临城下，巴黎理工学院师生要求投笔从戎保卫大革命政权，被拿破仑断然拒绝，“我不能杀鸡取卵”的豪迈言语至今还雕刻在理工学院大厅的天花板上。一直到1943年为缅甸远征军作战需要，才由三青团出面鼓励部分青年学生保留学籍从军。
国难当头，半壁江山沦陷，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3所高校依然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国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昆明苦撑8年。教室夏天热如蒸笼，冬天寒风穿堂，雨天铁皮屋顶叮吟作响，教授讲课要大声喊叫学生才能听见。朱自清教授过冬时穿不起棉袍，就买了件赶马人的毡披风，出门时披在身上，旁若无人地走过昆明大街，睡觉时就当褥子垫上。曾昭抡教授的鞋子总是前后见光，自嘲既通风又透气。学生一间宿舍挤进40人，大雨一来宿舍便成“泽国”，油布、脸盆、雨伞全派上用场。
这样的教授教出这样的学生中，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刘东生，“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王汉斌、彭佩云。
抗战期间，中国那么多学子完成学业，成为中华民族的有用之材，归功于师生风雨如晦、闻鸡起舞的坚忍，也受益于国民政府不肯“杀鸡取卵”的明智。 然而，中国在烽火连天的春秋战国和抗日战争中，以孔夫子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尚能存亡续绝，20世纪下半叶，却在和平年代被粗暴地蹂躏和叫停。包括刘源、薄熙永、孔丹这样的高干子弟，很快在上层的政治倾轧中家破人亡，在农村、工厂的颠沛流离中饱尝了“愤青”的苦涩，十一二年后青春消逝时才挣扎着圆了大学梦。
大学的劫难，责任不在“愤青”，而在于那个“越界”侵入大学的公权力。 人民日报记者穆扬1971年采访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吃惊地发现，这个公权力竟然要对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和教师队伍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穆扬注意到：会议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中，“文革”前的教育部和高教部一个人也没有。631名代表中，“文革”前搞过教育、甚至只是沾过教育工作边的人仅占1/3，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其他代表都不熟悉“文革”前17年的教育状况。尽管如此，当会议讨论到对“文革”前教育的基本估价时，多数代表希望肯定那个时期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
然而，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迟群不干了，指责这些代表“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迟群说：
“他们懂什么?这些意见是那些穿灰衣服的人(指‘文革’前的大学教授)让他们讲的。
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
“全教会”领导小组一名成员提出，不能把普通大学与“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文革”期间流行的工农兵教育)写在一起，这样会造成普通大学的概念不清楚。话没说完，立即被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帽子。迟群当众表扬了扣帽子的人，指桑骂槐地攻击了这名领导小组成员。
迟群是什么人?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个副科长，1968年作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之一被派驻清华大学。1970年国务院科教组成立，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主要领导成员，并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谢静宜，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与迟群一道进驻清华，后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就是这名女机要员，作为毛泽东晚年身边最信赖的人之一，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
一个警卫兵，一个机要员，在社会常态下压根没有资格谈论教育，却秉承领袖旨意，把持了“教育革命”的话语权。
“全教会”上，来自“文革”激进派发源地上海的代表，第一个抛出“文革”前17年是“黑线专政”的论断，作出高调发言：
“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
这名代表会后回到上海，依然兴犹未尽：
“会议文件修改十几次都没有定稿，是春桥、文元亲自动手加工，才定下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动手加工”、迟群保驾护航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对教育界的“两个估计”，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
“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教师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中国历史上，先民把“师”与天、地、君、亲并称，写在同一牌位上供众人朝拜，教师和教育的尊崇可见一斑。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名篇《师说》把教师的
文化使命定位为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1971年的中国，如此赤裸裸地骂自己的教育是浑蛋。
按照上述“两个估计”，中国教育完全是一种异己力量，只能全盘推翻，彻底砸碎。知识分子成了名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类贱民，是“反动学术权威”。当时人称“臭老九”。简直是斯文扫地，再也别提什么“学府的尊严”。
1973年《人民日报》大肆炒作一个大学招生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一个蔑视“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
“插队知青”张铁生，辽宁兴城县一名生产队队长，物理化学考试只得了6分，明知大学录取无望，就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信，吹牛说“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只是因为忙于夏锄生产顾不上复习，同时抱怨说考试被一群书呆子、大学迷“垄断”了，对几小时书面考试定夺入学资格表示愤懑。这个面颊黑红、身体结实的生产队长，此时就表现出政治投机素质，在信的末尾不忘恭维“新的教育制度”、“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并强调自己家族的政治清白，希望借“教育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果然，毛泽东的侄子、在辽宁执政的毛远新相中了这张“白卷”。《辽宁日报》发表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用“白卷”来反击教育界那些企图维护正常教学考核秩序和文化尊严的努力。《辽宁日报》编者按说：
“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
8月10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强调“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张铁生押宝成功，不仅如愿上了大学，更身不由己卷入了“四人帮”反对邓小平的政治斗争。他到山西不少地方鼓吹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的变种”就是走资派，走资派都不肯改悔，走资派遍地走，激怒了以邓小平为旗帜的一代老干部。“四人帮”一倒，张铁生也被捕入狱，成为“教育革命”的牺牲品。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为给老师写了3篇日记提意见，导致师生关系紧张。本来只是一桩很普通的师生矛盾，《北京日报》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认为黄帅提出的问题虽然只是直接涉及“师道尊严”，但“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