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担保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呈现了许多潜在的利益冲突。贝尔斯登的CEO被摩根士丹利用优厚的薪酬所雇佣。这是因为摩根士丹利看中了这位CEO在各位股东面前的周旋能力。股东们必须对收购进行投票表决。那些出售保险以防止贝尔斯登破产的人会购买更多的股票，为了使收购顺利进行，必须使股东联合成一个整体。
由政府领导进行的担保行动显示了自主管理政策的一个巨大缺陷，这个问题在对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担保过程中尤为明显，在这里，甚至政府资金也不管用。管理者经常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引诱企业。很少企业能经得起严格的审核，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大部分企业只能接受“宽容性监控”。在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例子中，银行需要把基金用于担保对冲基金的利润，顺带一提，许多公司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把自己的钱贡献出来担保。是否让所有股东参与担保就能保证他们的共同利益？纽约美联储相信他们是利益的联合体。但实际上，银行的个体利益和银行股东们的个人利益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目前看来，摩根士丹利和贝尔斯登的联合既缺乏透明性，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对摩根士丹利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很少机构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接管贝尔斯登，而美联储无论用任何代价，都不希望贝尔斯登倒闭，所以在这个危急的时刻，美联储又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和摩根士丹利讨价还价？
其实，还有其他的方针。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英国的话，政府便会将银行收归国有。 奇怪的是，当国外的政府或者政府基金为一家快倒闭的银行担保（或者接管）是一件很容易被接受的事实时，但人们却很难接受自己的政府做同样的事情。反对政府收购或者将银行国有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激励：政府不能做这种事。私营经济或者企业都能比政府在运营银行方面做得更好。但事实证明，私营经济是不能担此重任的。这会让公众的钱包无时无刻都置于风险之下。政府具有强大的后盾能够解决危机。事实上，政府在银行中有大量的存款保险，此时它比谁都要危急。而对于私人企业来说，很难使其行为完全符合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更好的办法是让政府解决银行的危机。（在贝尔斯登的这个例子里，公共利益就更为复杂了。它需要维持一个金融系统的整合。在存款保险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的正式负债。目前需要怎么实现还不清楚。不过已经有大批的资金转移给摩根士丹利以确保它完成。） 鼓励外国政府进行救助是有其合理性的：常规交易确保外国政府不太可能发生像发生在贝尔斯登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救助案中的财富隐匿转让事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府拥有的银行会将资源根据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进行分配。如果这是政府自己的政治议程，大概应该更容易让人接受。（虽然，我已在别的地方解释过，如果资源正在以对抗公众利益方式使用，这标志着监管框架的不足，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国内私有财产中。） 还有其他的选择：政府可以直接向贝尔斯登借贷。这个操作可以更加透明。它可以更容易设计一个允许政府参与升值潜力的系统，正如政府对克莱斯勒的挽救一样。（第三种选择更接近于克莱斯勒救助案，是对私人基金提供公众担保，虽然仍然不清楚为什么这样会比直接提供政府资金更好。）
同样，在这个案例中可能没有与法律框架保持一致，但美联储宣布，以后它仍然会愿意借钱给其他投资银行。这说明它确信自己的确拥有管理权力。这里的问题是如何设计一个合适的框架：允许政府通过借款以换取相应份额的潜在收益或在高利率的情况下补偿抵押低于价值的风险。
所有权通常被界定为对一项资产回报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目前的银行框架让政府作为消极索赔的剩余持有人，并在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剩余控制权——当事情变坏后，而不是当事情变好时。当患者进入医院的时候它马上可以开始工作，患者必须付医院账单，但它并不能（或至少没有足够能力）防止导致需要进医院的意外事故的发生。这似乎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政策已经导致巨量的资源从公众转移到私营部门（例如，墨西哥的金融危机。）
对股本注入、资本充足标准和延缓破产进一步讨论
通常情况下，财政注入银行系统发生在银行没有实际崩溃之前，此时银行依然能够生存，但已不能满足其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银行面对这种情况时将被强制执行。通常情况下，银行发现难以筹集所需的资金。部分原因是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不确定性——更糟的是因为资产负债表外会计缺乏透明度和产品的复杂性。另外部分原因往往与衰退，以及财政救助流动资金的普遍缺乏有关。当前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例外，也可以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世界上流动性泛滥——事实上流动性过剩常常被指责为当前问题的原因，主权财富基金将成为拯救者。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中，银行可以成为全球的金融市场。资金的匮乏可能出现在美国，但有整个世界可以求助。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被救助的银行控制在他们的经理手中。他们的利益可能不完全与他们的股东的利益相符合。经理们为保存机构而愿意放弃更大份额的银行所有权。另一方面，主权财富基金可能会比一个典型的风险厌恶型买家愿意支付得更多，侧重于资产的精算价值和取得在这些标志性的资产中大的份额的风险。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呼吁政府监管机构严格执行资本充足率的标准。我认为，这样的政策可能适得其反。如果银行无法筹集更多资本，这将迫使它们收缩贷款组合，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甚至可能恶化的资产负债表，造成螺旋式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无延缓破产政策，实际上，在经济中建立一个自动破坏器。 设计基于资本充足率的标准的监管制度的挑战之一，是如何防止这种破坏行为。一项建议是引入反周期的标准，即在经济薄弱时自动放松标准，在经济强劲时加强它们。 另一项建议是使用自由裁量权。大多数国家进行自由裁量权。我们希望央行能够区分银行所处的情况：是一个正面临着一个问题的孤立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进行延缓破产；还是系统性风险。（当然，政府要小心——它能够不知不觉鼓励相关的行为，这可能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东亚危机中的一个值得批评的地方是其没有发现谨慎延缓破产的可能性的失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担心这会引起道德风险——这样的担心却没有出现在贝尔斯登救助案中。）
一些声音促请政府注资，资本充足率标准可以满足，有一些国家采取了这一政策。资本充足率标准有两个功能：它们确保银行在风险到来时有足够的资本，以使其不承担过度的风险，并提供了一个缓冲区，这样政府在局势变坏时不用提供相应的资金。当政府提供资金以满足资本充足率标准，这没有用来保护纳税人的钱：如果政府把资金以股本的形式注入，这钱就存在风险，即使银行生存，也只是得到低回报。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样的激励影响并不大：控股股东关心的是他们的财富，而不是政府的财富，他们风险收益不变。事实上，可以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激励有负面影响。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存在降低了公司的特许权价值，并稀释了现有股东对未来特许权价值的权利。因此，银行甚至可能进行更多的冒险行为（牺牲了纳税人）。
从共产主义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无论是直接通过银行的所有权，或间接地通过发放许可证和银行监管）如何影响了财富的分配：只有那些能够获得资本的人才可以购买资产，通常以远远低于代表公平的市场价值的价格。现在的问题是，今天，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是否也在采取类似的做法，尽管必须承认是在一个远远较低的规模上。如果中央银行钱借给银行A，银行A贷款给阿尔法对冲基金，对冲基金阿尔法使用了一些钱购买银行B的股票，并在同一时间，中央银行贷款给银行B，银行B贷款给对冲基金贝塔，对冲基金贝塔使用了一些钱购买银行A的股票，我们可以重新调整银行A和银行B的资本结构。资本调整在私营部门进行——当然所有资金都是来自政府，但是通过一套障眼法，没有人（除了一些持怀疑态度的经济学家和注意他们的人）可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把戏的妙处是，它使以下教条得以长期存在：将资产私有化，将风险社会化。如果银行没事，对冲基金带着利润离场，如果银行出事，纳税人收拾残局。
难道这真的是正在发生的事吗？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资金是可替换的。我们除了看到提供给银行系统的额外的流动资金外，并不知道本来将会发生什么事。唯一清楚的是，额外的流动性使得改变银行系统的资本结构更容易。 制约隐藏的救助
越来越多的人们担心，美联储目前过于将精力集中在帮助陷入困境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脱困上（甚至是那些在股票市场中赔钱的），而过少投入在维持真正的经济实力。 这个视角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乌韦赖因哈特在一封写给金融时报的信中提出的（2月21日，P10）：
你们的报告（Ft.com，2月18日）指出，美国联邦储备已通过“相对有吸引力的条款”悄悄借给美国的银行500亿美元以缓解降临在现在主要美国企业身上的信贷紧缩问题。难道不是直接将500亿美元以类似的津贴形式借给主要企业是更有效的方法吗？为什么要喂那些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喂鸟的那些马匹？毕竟，不同于最坚实的实业，世界各地的银行已经充分证明他们无法完全理解和珍惜资产——往往只是像赌场赌注一样——它们将委托给它们的巨量资金拿去赌博。我明白，当然，美联储的贷款直接贷向大街上的企业将立即会被我们
的财经媒体谴责为“社会主义”。奇怪的是，美联储以资助条款救助无能的私人银行的行为被认为是所谓的“谨慎”，而不是社会主义。这可能欺骗老练的成年人，但不能骗得过任何一个直接的思考的大一经济学学生。事实是，当美联储买进没有经过广泛交易的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的时候，过度支付是其一个风险——缺乏透明度本身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应关注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什么美联储想要对冻结的信贷市场做些什么，也可以理解那些受影响的机构想得到挽救。但是，美联储必须在履行保证纳税人的钱不处于危险之中这一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的前提下做这些事情，并且不能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奖励。事实上是金融市场造出了这些非透明、很难定价的金融工具，他们现在应该承担后果。如果联储只使用了一小部分造成这样的混乱的金融创新性产品，它可以保护美国纳税人抵御风险；它可以，坚持要求它购买了这些住房抵押贷款金融工具的银行提供如下保证，如果这些工具的价值下降，例如由于增加了默认的利率，银行从联储提前赎回。只能猜测，它故意决定不保护美国纳税人，而且可能这样做是因为救助是需要的。国会应该考虑通过立法，以确保当美联储从事这种高风险的交易时，美国纳税人可以得到保护，而且不管它做什么，应该做的更加透明。类似的立法也应该在其他国家进行。 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问题
美国今天面临的紧迫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赎回问题，一些估计认为如果房价下跌幅度如一些人（如希勒）所预测的那样，多达四分之一所有抵押贷款可能有赎回问题。并非所有这些都将被拖欠。但是，除非针对赎回抵押贷款问题做些什么事，否则将有更多的房屋贷款会拖欠，继而会引发金融部门的问题。
解决目前的赎回问题：“业主的第11章”
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处理赎回问题，如在贷款签下来的同时帮助放款人脱困——其中，在没有了预算的限制和未来的道德风险的担心后，将使每个人（除了一般纳税人）高兴。个人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里，放款人将避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失。知道政府正在将风险从资产负债表中去除将有助于缓解信贷紧缩的情况。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拯救数以十万计的人的家园，而不是帮助放款人脱困，因为他们才是应承担评估风险失误后果的人。
有一个方法被称作“业主的第11章”——一个迅速调整贫穷房主负债的方法，其模型源于我们为不能履行偿债义务的企业所提供的减免措施。第11章的前提是基于如下想法，维持企业运行对企业的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该公司的管理可以提请法院审查其企业重组方案。如果认为可以接受，债务将得到快速清偿，该公司将获得一个新的开始。“业主的第11章”的想法是没有人能从迫使房主离开他的家这件事上获利。赎回有很大的交易成本。这一减免应提供给那些家庭收入低于某一临界值（ 150000）并且非家庭，非退休财富低于某一临界值（也许依赖于年龄）的人。这房子的价值会被评估，个人的债务将下降到比如90％评估价格（反映了一个事实，如果借款人要着手进行赎回，将有大量的交易成本）。借款人随后可以得到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如下一节所描述的那样。
扩大房产拥有权的初衷
次债的支持者辩称这样的财政创新可以让很多美国人第一次成为房产拥有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花很大的代价。在这个事件的末尾，你可以看到能成为房产拥有者的美国人数量将低于开始的预计。
我相信想要扩大房产拥有权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很明显的实际的市场运行并不怎么样——当然，从中得利的抵押经纪人和投行们除外。
潜在的问题是很显而易见的：美国的家庭年收入正在下降而房价却在上扬。这意味着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买房将变得更加困难。然而我们并没有什么良方来提高年收入（除了将税收负担从这些普通人身上转向收入略高的人群），同时我们也没有任何方法（没有足够的公共住房项目）来迅速降低房价。
我们需要在住房费用上对个体进行帮助。要注意的是美国（和许多别的国家）只对高收入个人有类似的补助——对抵押借款和个税的减少意味着政府将要为此支付更大部分的费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最需要类似补助的人却享受不到这些。
一个简单的弥补方案是将现在对抵押借款和个税的减少转换为统一税率的现金应补（退）税额;对较高收入人群补助的减少可以用以帮助较低收入的美国民众（当然具有革新性的补助将会更好，比如给贫困者相较于富有者更多的补助）。25％的税收抵免可以提高许多美国人的购房能力。 新的抵押贷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声称要进行改革，但是财政部并没有在能够直接将风险从较贫困的美国人转移到富裕的美国人的方法上实施这种改革。比如说，尽管抵押贷款的利率是不定的，每个月量入为出的贫困美国人需要知道他们每个月的账到底付到了什么地方。即使利率是在变化的，如果把抵押贷款的到期限制设成不定的，个人的账单依然可以是固定的。 政府需要在金融产品上率先进行改革以符合普通民众的需要(就好比使抵押贷款广泛地存在)。当这些被证实后，私人因素才会介入。 预防抵押赎回
在这个节点上，政府已经无力阻止大量的房贷掉入泥潭（也就是房贷比房子本身的价格还要高）。但并非所有价格缩水的房产都会被拿去拍卖。在这个理性和明码实价的社会里，精明的个人如果看到房产的价格低于房贷的价格，他们就会毁约：他们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另一栋（或者同一栋）房子。这样总比为一栋价格不断缩水的房子还钱要好。但是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