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公众参与有利于宏观调控目标的达成。要达成宏观调控目标，就必须使公众对调控政策的性质有一正确认识，否则公众因认识错误而采取的非理性对策可能会使调控结果偏离预定轨道。此次中国政府上调印花税税率本意在打击投机，稳定市场，但由于公众无法对调控“突袭”行为的性质和调控意图有一正确认识，才导致了股市的恐慌式暴跌，市值严重缩水，宏观调控目的也没有较好实现。特别是对涉及利益冲突的宏观调控行为而言，采取公众参与程序，将有助于增加最终制定的行政规则的被接受程度。 [36]（PP180-181）具体到此次事件当中，如果中国财政部能够通过在网上征求民众意见从而向市场发出信号等手段来使公众参与其中，最终的调控效果可能会好的多，调控目的也就更易于实现。
第三，公众参与有助于决策信息的公平、有效获取。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公共治理，其本质特征在于其“公共性”，而公正、公开、公平的程序又作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蕴含其中。 [40]（P36）而更为关键的是，当今中国的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呈现的是一种共生和互动的关系。共生是指“参与”和“知情”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联系甚至是一个整体的，这也表现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当中； [36]（PP120-121）而互动则表现在：一方面，信息开放的程度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直接影响到公众参与的能力和程度，另一方面，公众在有效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对政府活动进行有效回应，从而对政府活动产生实质影响。这样，如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能够引入真正的公众参与，就必然要求决策信息公开，并保证公众获取机会的公平，对本次事件中“部分人提前获得确切消息”的质疑也就不会产生了。
第四，公众参与可以促进民众合理预期下的理性行为选择，这是公众能够公平有效获取决策信息后的必然结果。此次“印花税事件”中“杀跌”的非理性行为选择，实际上是多数公众无法有效获得决策信息，并进而误读了政府调控意图所导致的。
综合上述，公共参与的引入将有助于解决“印花税事件”中所突显出的问题。
四、余论
通过将公众参与引入宏观调控行为当中，可以在有效实现调控目的的同时维护政府诚信。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以“协商民主”为核心的公众参与在实施过程中，更多是作为一种手段而非程序运作的价值偏好来强调， [41]（P22）故而其制度化程度偏低，偶然性和随意性较大。以中国当前最为普遍的一项公众参与制度“听证（hearing）”为例，由于功能上的名不副实、参与者的角色错位、信息透明度不够，特别是缺乏对听证意见的事后积极回应机制，使得该制度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因此，在将宏观调控行为纳入公众参与框架时，还要注重公众参与本身的制度化，因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42]（P12）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相关制度与公众参与的协调，比如行政赔偿/补偿机制、政府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等，从而使公众参与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作者简介】
郭剑寒，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现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美国南美以美大学法学院，主要从事公司、
金融、证券、破产及知识产权法律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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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已比较成熟，尤以股票交易市场为代表。为了引导和规范我国证券机制的顺利运行，必须建立和完善证券税制，制定科学的证券税法。在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不是孤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割裂不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外国证券税制的成功经验，按照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来科学地设计我国证券税收制度。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 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 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 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 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 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 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 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 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 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 .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 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 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 财产所得 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 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