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能因为有了某些出土文献的根据，便轻易断言某书是“先秦古籍”或“西汉已有”。毕竟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增删，后人窜入者不在少数，这同样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二重证据法不应只用来证明，同样也应用来辨伪。 从近年出土的简帛材料看，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即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前者可用来补足或补充后者。如《荀子·非十二子》提到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后人对其做了种种推测，但始终不得其解。马王堆帛书特别是郭店竹简《五行》篇出土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思孟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并且还分为“形于内”的“德之行”和“不形于内”的“行”两种情况。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王国维二人研究方法的显著差别在于，顾颉刚取早期的材料与晚期的材料作比较，从事历时性的观察；王国维则取同期（或时代最相近）的出土材料与纸上材料作比较，作共时性的互证。[14]就顾颉刚、王国维二人的研究来说，此说大体可以成立。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近年来的出土文献研究看，也可将出土材料与纸上材料放在一起做历时性考察，通过这种二重证据，以补充或补足历史记载的某一缺环，使我们对某一事件或某一观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例如，郭店竹简补充了孔孟之间的缺环，使我们可以了解儒家思想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演变，对“仁内义外”等问题获得全新的认识。综
上所论，从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来看，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已大大超越了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同时，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被放在一起做历时性考察，更接近顾颉刚的“惟穷流变”。其实，如果我们将“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理解为“虽有一真，亦有流变”的话，那么，它仍是一有意义的命题。今日学术界仍需要怀疑精神，需要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疑古派，只不过“疑古”也应与时俱进，应对其理论预设和研究方法做出完善和调整。因此，我们不应将二重证据法与疑古、辨伪对立起来，而应在对近年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充分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将二重证据法发展为疑古、释古两派都可以接受的研究方法。而做到这一点，就要对疑古、释古两派的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做出综合和调整。 三、二重证据法理论之建构：原型—意义流变说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二重证据法仅仅是“细部的考证”，是一种纯粹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预设无关，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从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来看，二重证据法决非仅仅是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的简单结合，还存在着“如何证”和“证什么”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预设，这种理论预设往往对于两种材料的结合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例如慎独的考证，表面上看，似乎是二重证据法的一个典范，若不是简帛《五行》篇“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的发现，若不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比较，人们恐怕还难以纠正“在独处无人注意
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辞海》），或“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辞源》）的误读。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引慎独材料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马王堆帛书《五行》篇，而关于慎独的讨论则是起于90年代郭店竹简《五行》出土之后，时间相差了整整二十年。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有“经”有“说”，关于慎独的几段重要文字，如“独，舍体也”，“舍其体而独其心”等，均出现于“说”之中；而郭店竹简《五行》有“经”无“说”，就对慎独的解读而言，其史料价值远不及帛书。那么，为什么慎独的讨论不是起于二十年前的马王堆帛书，而是二十年后的郭店竹简？回顾关于慎独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实际经历了从“不同说”到“相同说”的转变，马王堆时期学者主张“儒书屡言慎独，所指不尽同”， [15]即先秦典籍《五行》与《大学》、《中庸》中的慎独内容有所不同；郭店时代学者则提出并非存在“两种不同的慎独，而是在同一个慎独的基本内含下，存在不同的侧重和差别而已”。[16]正是由于这一理论预设的转变，才引发了人们对慎独问题的关注，纠正了郑玄、朱熹以来的误读，最终使慎独“诚其意”的本意得以呈现。因此，所谓二重证据法恐怕不只是一种形而下的、技术层面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则是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和思想方法。所以同样是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的结合，由于思想观念和理论预设不同，结合的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与顾颉刚的根本分歧就
不在于对待地下文献与二重证据的态度，而在于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毕竟，王国维、顾颉刚的时代出土文献的发现还十分有限，仅限于甲骨、金文，以及西域沙海中的汉晋木简等，对于古史研究而言，其作用是相对有限的。而顾颉刚本人也曾对地下文献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所以若不是条件的限制，如果有更多地下文献的发现，他也一定会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对二重证据法也不会是排斥的。顾颉刚、王国维的根本差异，主要还在于二人不同的历史观和理论方法，在于其“层累说”与“素地说”之不同。顾颉刚的“层累说”认为，历史是可以不断被人虚构、伪造的，因此越是早期的历史越是不可信，故对禹这样的传说人物持怀疑态度，宁信其无，不信其有；王国维的“素地说”则主张，虽然历史可以被人不断发挥，缘饰附会，但不可能无中生有，任意虚构。像禹这样的传说人物可能会被后人赋予了种种神迹，增添了不可信的内容，但禹及其事迹（如治水之类）必有其素地，否则何以解释“一家造谣，正诒别家以口实，何以别家全闭口无言，默示承认？”[17]何以解释一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共同作伪？顾颉刚着眼于“破”，故主张“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对古史记载多持怀疑态度；王国维则着眼于“立”，认为虽有流变，必有一真，“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故主张“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顾颉刚持“严格的证据原则”，主张“拿证据来”，
尤其是第一时间的原始证据，如要证明禹的存在，就必须拿出禹时的证据，要说明夏商周的历史，就必须拿出夏商周的证据；王国维则持“非严格的证据原则”，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古书的全部内容都拿出证据，地下证据往往只能对古书的局部或某一点做出证明，但我们可以由此及彼，由一点推及相类的其他各点，这样便可间接地对古书作出证明。怀疑精神固然重要，但也应该是有可疑方去疑，至于无可疑之处，“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在笔者看来，不论是顾颉刚的“层累说”，还是王国维的“素地说”实际上都只是道出真理的一个方面，因此有必要取长补短，吸收二者的基本思想和合理内核，发展出更为完善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学说。我们知道，所谓历史既指历史活动的过程本身，也指后人对历史活动的理解、追述、记忆，即史学。而史学中既有历史活动中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或是流传下来的文本观念等客观性的内容，也有后人对其的认识、理解、评价等主观性因素。一般而言，前者往往是相对客观、稳定的，在历史上有一定的根据——“素地”，后人对其的记忆、追述往往也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原型”。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活动的认识、理解、评价往往又是主观、变化的，由于立场、观点或是时代的推移，后人对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评价，或是对某一学说观念的认知又是不断变化的。由于这一变化，人们在对历史活动（人物、事件、观念学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