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页。[⑤]罗振玉校补：《雪堂丛刻》（三），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98-299页。[⑥]《明堂庙寝通考》一文收入乌程蒋氏初刻本（1921 年）《观堂集林》卷三时，王国维删去了上引一段文字。[⑦]有学者认为，“二重证明法”与“二重证据法”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只是后者“策略性地披上了‘新’学的外衣”（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南开学报》2010年4期）。另有学者认为，“二重证明法”包含了“二重证据法”，前者“重在用书面材料证明之”，后者“重在用地下材料补正纸上文献”（李锐：《“二重证据法”初探》，《出土文献研究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2011年11月）。这些说法恐怕都没有正确揭示“二重证明法”与“二重证据法”的关系。[⑧]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73、59页。[⑨]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2页。[⑩]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1页。[11]顾颉刚：《古史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序”，第5-6页。[12]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49页。[13]参见梁涛：《仁与孝——思孟学派的一个诠释向度》，《儒林》2005年第1辑；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1-472页。[14]叶国良：《二重证据法的省思》，叶国良、郑吉雄等编：《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初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5页。[15]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第33页。[16]梁涛：《郭店竹简与“君子慎独》，梁涛、斯云龙编：《出土文献与君子慎独》，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3页。[17]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4页。[18]方诗铭、王修龄校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0、159页。[19]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3-366页。[20]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