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至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四自中山(国治卢奴，今河北定县)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上述障塞，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以备匈奴。据《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记载，东汉不断在内地“缮作坞候”：“使北军中候硃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为坞壁，设鸣鼓”；“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这已超出了边塞防卫的建设了，目的是保境安民，是为了自卫，也是重守卫而非进攻之表现。
据考证，汉代居延的边塞设施有四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天田。所谓“天田”，就是“以沙布其表，但视其迹，知匈奴来人”。第二道防线是栓柱和悬索。所谓“栓柱”，即竖直排立的木栓，上面系悬索，形状类似今天的铁丝网。第三道防线是塞墙，即长城。居延长城有的用土筑，有的用石砌，有的利用自然天堑，形成一条绵亘不绝的防卫线。第四道防线是城障烽隧外围的“虎落”，居延汉简中亦称“绳落”。
(三)整修驰道
北边远离内地，沙漠戈壁横亘，高山峻岭耸立，交通十分不便，因此，秦汉王朝都很重视在北边地区修建道路，完善交通运输设施，提高边防部队的后勤和装备保障能力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这既是增强边境防御能力的基础，也是应对边境突发武装冲突的需要和提高戍边效能的有效途径。
秦汉北边道把长城防御体系东西连贯为一体。北边道的主体部分与长城并行，其干线应是连接北边各郡郡治和主要县治的大道。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也必然要以交通道路作为辅助结构，当地烽隧等许多防卫建筑都靠近交通要道。北
边道不仅有联系长城防线各个据点以加强防务的作用，尤其对于在长城以外进击匈奴有重要意义[13]。北边道的最初经营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史记·匈奴列传》：“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秦汉帝王巡行北边，走的就是北边道，通行状况良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陇西郡正在当时长城线西端，而所谓“鸡头山”，《正义》引《括地志》云：“《后汉书·隗嚣传》云，‘王莽塞鸡头’，即此也。”可见也是著名要塞。这是北边道的西段。秦始皇三十二年，东临渤海边，“刻碣石门”，又“巡北边，从上郡入”，经行了北边道的东段和中段。《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前110年)“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巡察了北边道西段。同年，又“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辽西到九原就是北边道的东段和中段，其中云阳至九原(五原)当属秦直道。《资治通鉴》卷六十“献帝初平四年”条载，幽州牧刘虞与割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有矛盾，为了消灭公孙瓒，刘虞派心腹田畴到长安向汉献帝上报奏章，所行的就是北边道的中段：“畴乃自选家客二十骑，俱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道至长安致命。”幽州牧所在地为广阳国的蓟县，从蓟县出发，向东北行过“西关”即居庸关，出长城，沿“北山”即阴山山脉直接到达朔方，中间要经过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九原郡，从朔方经过北地郡、安定郡到达长安，而没有走九原的直道到长安，所以称“循间道至长安致命”。北边道与塞外交通联系的交点，就是从中原北向草原的交通道路的城塞，是长城防线守卫的要点。联系北边道与内地交通的最著名的大道是秦始皇开通的直道，自云阳北甘泉山(今陕西淳化县)，经子午岭北入鄂尔多斯高原，过今内蒙古乌审旗北，经东胜市西南，渡黄河到达边防重镇九原郡
(今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全长1800里(约今1400里)[14]。还有“入塞三道”都是经过长城要塞、联系南北的交通要道。《冀州图经》说：“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日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地处。一道，西北发，自陇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处。”[15](P347)三道的中道包括了雁门道、云中道、固阳道，东北道包括平冈道、卢龙道，西北道包括陇西道、北地道，都要经过北边道的长城要塞。
秦汉王朝大规模修筑边塞，虽然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的巨大代价，但是，在秦汉冷兵器和生物动力时代的防御工程，边塞城防和道路的构筑对中原封建王朝的政治稳定、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和经济的繁荣，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有的巨大作用。
三、移民屯垦：秦汉边防经济建设
秦汉北部边疆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为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就地筹措军需物资，实施移民实边、积粟输边、军队屯边的移民屯垦政策。“开始了以移民屯垦为中心的全方位经济开发，把北部边疆地区纳入统一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轨道。”[1]以增强边防经济实力。
(一)移民实边
在边塞屯田既解决了军费问题，又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秦汉统治者以“赐
高爵，复其身”的优厚待遇，并解决衣食住行，嫁夫娶妻，使移民久安边塞，一面种田，一面训练，保卫边关。
秦始皇首先对新开拓的河南地“徙谪戍以充之”[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8](卷六《秦始皇本纪》)，即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北)、榆中(今河套东北)实边垦殖，给予拜爵一级的奖励。晁错在《募民徙塞下疏》中向文帝提出徙民实边的建议，他说：“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俘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他提出在边塞“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安置移民“毋下千家”，给徙边的移民提供“先为室屋，具田器”、免其罪、“赐高爵”、免除赋役、“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等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边塞。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募民塞下”，开始“徙民实边”，增加边防人口，增强边防经济实力，保家卫国。到武帝时，大规模拓边，夺取了“河南地”、河西走廊，匈奴远遁，初置四郡，不断加强边防防备，移民实边，“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募民徙朔方十万口”[5](卷六《武帝纪》)、“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8](卷三十《平准书》)、对河西地区也“稍发徙民以充实之”[5](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5](卷六《武帝纪》)。东汉初，马援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主营屯田，安置流亡汉人十余万。《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载：“复建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顺帝时在西河、北地、上郡等地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
(二)积粟输边
贾谊在给汉文帝上《积贮疏》时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国有积贮，就是国家富足“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若国无积贮，就是国家不富足，“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这就是国富才能兵强的道理。而要使国家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经济，“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晁错在向文帝上《贵粟疏》时也强调了“守边备塞，劝农为本”，提出“贵粟”与“务农”是加强边防力量的经济基础，具体方法是“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通过“入粟拜爵”“车骑马复卒”的激励手段，鼓励务农积谷，达到积粟实边、加强边防经济基础、增强边防实力的目的。这些通过富国以实现强边的措施被文帝采纳实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有助于加强边防的防御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也是有利的。
(三)军队屯田
秦汉军队屯田是部队在北郡边防线开展农业生产，就地筹粮，减省转输之费，从而增强边防战备的经济力量。汉武帝时期，自敦煌至辽东，在建塞城、起亭隧的同时，均“设屯戍以守之”，实行军队屯田，“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8](卷三十《平准书》)。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仍“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5](卷七《昭帝纪》)。王莽时，“乃以(赵)并为宜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5](卷九十九《王莽传》)。最著名的军屯当属赵充国率部戍守金城向宣帝建议屯田，他在《屯田奏》中提出了军屯的十二条好处。据《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载，赵充国对军屯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