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事”，“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东汉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为人有大志”，“涉猎书传”，团结西域诸国一道反对北匈奴势力，指挥汉兵和疏勒、于闻、抒弥诸国兵击败龟兹，攻杀焉曹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路博德率军筑居延后，即作为居延地区的常备军，活动在抗匈战争的最前沿，有力地增强了河西地区的攻防能力。窦宪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二月的19个月期间，率兵连续三次进击北匈奴，期间还击灭伊吾卢地区北匈奴势力，充分体现了其统兵御众的才能。《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附耿秉传曰：“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
五、恩威并用：秦汉边防和谐社会建设
秦汉边防社会的和谐主要表现在各民族关系的和谐，对少数民族采用恩威并用的政策，维护边防安全。《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赞曰：
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
秦汉对待少数民族一是和亲，二是征伐。和亲就是施以恩德，征伐就是施以威力，而不论是和，还是打，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以政治稳定为保证。国富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一)施以恩德
秦汉对边防少数民族施以恩德，主要表现在缔约媾和、赏赐怀柔等方面，双方建立和平相处的关系。
1.怀柔
秦汉对待少数民族待以宾礼，迁徙到塞内农牧兼营的良好生存地区，赏赐大量财物，使他们得到实惠的利益，极尽怀柔、笼络之意。首先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中央王朝不向夷狄地区派军派官，也不收取赋税，但给部落酋长以各种名目的封爵赐官，名为中央王朝的命官，以其笼络为“一家人”，消弭边境之患。其次是把少数民族安置到塞内富庶地区。如，东汉时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就徙居塞内，“天子总揽群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7](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7](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同时秦汉派遣皇朝官吏进入少数族迁徙地区进行监管，以求稳固地将这些民族纳入政权体系之中，从而维护了边防的稳定。再次是赏赐少数民族大量财物。匈奴“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西汉王朝“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元帝初即位，“呼韩邪单于复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下》)。秦汉王朝内徙和赏赐少数民族的目的是以夷制夷，让少数民族守边，保障边防的安定和谐。东汉的恩德政策，也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怀柔南匈奴，
每年供给南单于费直即达一亿九十余万钱；贿赂鲜卑，“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7](卷九十《鲜卑传》)，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怀柔少数民族，迁至塞内，利用他们守边，其前提条件是秦汉王朝有强有力的监控能力，否则任其在塞内发展壮大，就等于把自身的国防在相当程度上托付给了少数民族。如防御匈奴的骑兵部队主要来自于北边归附的少数民族[30]。防御匈奴的鲜卑族在东汉王朝的怀柔下，军事实力迅速发展，“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7](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对边防构成极大威胁。防御北匈奴的南匈奴在塞内富庶之地迅速发展，南匈奴单于在请求攻打北匈奴的上书中说：“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7](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这三万多精锐骑兵，对国防无疑是潜在的威胁，后来南匈奴不断发生叛乱，原因就是势力太大，东汉王朝已无法控制。所以《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评价说：
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
这是说汉代少数民族内徙之策是权宜之计，非长治久安之策。
2.媾和
秦汉与少数民族缔约媾和首先表现在和亲联姻，汉初，匈奴强大，屡次征战，
多被匈奴击败，于是就有了“和亲”之事。“和亲”始于汉高祖，他是因为中原经秦末之乱及楚汉之争，不得不以“和亲”之策来约束匈奴的军事行动，汉与匈奴“约为兄弟”，以加深双方的和平亲密关系。其次是订立盟约。孝文帝致书匈奴，再申约定：“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这等于汉与匈奴划分势力范围：长城内之华夏即“中国”为汉管辖；长城以外“三北”的“引弓”之国即游牧或渔猎之族皆归匈奴管理。双方约定：“匈奴无入塞(长城内)，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5](卷九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对和亲有段精辟的评价：
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
这充分说明汉初对匈奴的媾和，劳民伤财，并未阻止匈奴对汉的军事行动，只是权宜之计，所以文帝才选将练兵，提高军事实力，抵御匈奴的入侵。
(二)武力讨伐
秦汉武力征讨，示以惩罚，收复已失去的土地等，是对少数民族背叛行为而采取的最严厉的战争手段。如，秦汉时屡次征伐匈奴，汉武帝对匈奴重大的战略反攻就达11次以上，战事进行了数十年之久，取得系列胜利。从此，“匈奴远循，而漠南无王庭”[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但“兵连祸结三
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墯殰，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5](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东汉对匈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以其自身的强大挡住了匈奴时断时续的军事进攻，也多次对匈奴武力征讨，命窦宪、耿夔等人讨伐北匈奴，“前后并进”，“蹑北追奔三千余里”，“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7](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于是诸将邓骘、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7](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秦汉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讨，虽然劳民伤财，但是沉重地打击了少数民族的侵略势力，保障了边防的军事安全，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和谐。
秦汉对少数民族恩威并用，对边防的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这是说到了宣帝的时候由于以前武帝的武力征讨，匈奴内部的分裂，又施以威力和恩德，匈奴归顺，边境社会和谐，经济繁荣。《汉书》作者班固认为，“夷狄”“人面兽心”，不可理喻，“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但“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班固提出的是对少数民族不和也不打，重在防御。我们认为不论是和还是打，都是必需的，但要因时而异，对待少数民族一定要加强防御，有备无患。汉武帝时候，在武力讨伐匈奴的同时“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加强防备，“然后边境得用少安”[5](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维护了边防的安定。所以《汉书》的作者班固说：“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